对殷商制度的扬弃

西周政权建立之初，对殷商制度采取扬弃与变革，形成了表面化、形式化和条理化的体系。

最大的变革是三点：

一是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

周以此纲纪天下，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下。周的制度典礼皆为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等，是为更具体的表现形式。

殷商儒者除却个别坚持气节、不食周粟外，大部分人基本认同了周朝统治者，将殷亡的教训与现实进行理论的加工与提升，并在参与制定新制度的过程中进行适度的规范与调整。

这些殷商儒者西周初始多数不同程度介入建国事业，周人在新政权的权力模式中也尽可能安排适当的角色或位置。《礼记•王制》与《周礼》的《大宰》文中都有记载。

《诗》、《书》、《礼》、《乐》四术，六礼、七教、八政，这些人伦规范，制度安排，目的是规范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养成不逾矩的习惯，营造自觉遵守践行的社会伦理认同。

周朝以道德为本位的政治设计，其核心是维护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虽然有助于初始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但忽略了诸侯国与国人利益，后加上康王之后诸天子素质不高，矛盾增剧。

随着周天子势弱，政治上出现分裂，一统天下转向群雄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

思想文化同时也相伴而行，“皆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形态向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统一的官学演变成为诸侯国服务的“私学” 至此诸子百家开始竞起。

孔子的学术情怀与早期儒学的形成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官学的没落导致私学的兴起，各儒者聚徒讲学。

诸子起源于官，同源而殊流。

孔子出生于此政治文化背景，尤其孔子居鲁地，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殷商遗民的主要聚居地。

伯禽将大批典章文物带到鲁国，后加上鉴于周公的勋劳，去世之后，王室允许鲁国破格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

所以鲁国有较好的文化范围，因特例又保有完备礼乐典章制度，对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产生巨大的影响。

孔子有政治抱负，推崇周制，游历数十载无果，返鲁之后将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弟子，以及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等事业上。

他“不知老之将至”孜孜不倦，从儒家学术理论上总结过去，开辟未来，为中国社会的将来提供一种理论范式和结构模型，一套完整的智慧资源。

孔子在政治上失意后，可以立即找到新的人生支撑点，其实是孔子从政的目的并不在于从政，而在于体现儒者具备的社会良心和文化批判意识。

“学而优则仕”，孔子发明了借学术谈政治， 作《春秋》，“让历史展现力量”。

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史记记载，当时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治书的思想让典籍保存并尽可能与史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