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人类私有制时代，以私有财富为核心抓手，在社会组织形态中呈现出一种顽固的人身依附性现象
因为人必须依靠物质财富才能得以生存发展，而物质财富因为私有制而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大部分的平民为了自身生存，必然对私有财富的所有制度中掌握财富的那一小部分人，进行某种形式的依附性存在。
因此人类至今的社会组织结构都很大程度呈现出人身依附性状态。即便我们崇尚自由平等人权的今天，人类还是处于现代依附形式中。私有制所产生的必然的人身依附是限制人类彻底的自由解放的最后堡垒。（这个堡垒从以往的人身依附，宗教依附，发展今天人们对资本依附的最后历史阶段）
在人类私有制时代，人身依附的具体形式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呈现出阶段性不同的样式：
从最宏观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观察政治制度的变迁；而在具体依附形式上，我们可以通过贵族（贵族即社会主要私有财富集中后被持有的持有人。从这个角度，今天长期大规模长期持有社会财富的资本持有人群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贵族异化表现形式）形态的变化来理解这种历史变化过程。
1、分封贵族模式向门阀、世家贵族模式的转变
比如秦汉以前的世袭千年的贵族身份传承，社会财富集中在反应这种贵族存在的分封制世袭贵族手中。随着生产力进步带动的私有制形式的进步， 政治体制等领域呈现出郡县制对分封制的替代。分封制下的贵族形式逐步瓦解。这就是秦朝贵族体系自我变革瓦解的过程。由于是旧贵族自我变革，最终变革剩下的还是旧贵族，因此这种变革是无法实现彻底性的，这是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随着秦汉历史转换，分封贵族消亡，随着汉朝建立，逐步形成了大一统帝王王朝下的新的贵族形态。而且这个新贵族形态，在汉末后，逐渐形成了掌握地方巨大社会财富的豪强为中心的新依附组织形态——门阀、世家。随着中原农耕族群与北方南下的游牧族群激烈冲突博弈，门阀世家贵族模式逐渐成为应对这种激烈冲突的贵族形式。
2、门阀世家贵族模式向士大夫（寒门贵族）模式的转变
但是随着隋唐时期，随着胡汉之间逐步从偏向对抗转向偏向合作。社会隋朝开始逐步安定，生产力发展，中国南方领土的开发，路上丝路打通后华夏文明活动范围扩张及利益的扩大，使得这种新贵族体制（大量新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世家门阀手中日益阻碍历史发展）日益不适应新的环境。所以隋的短命在某个视角就是世家门阀自身企图适应时代变革而不彻底的革新（隋朝宇文氏与李唐都是关陇集团成员，隋宇文氏为了对抗其他世家，大量启用寒门人才，本身就是一种世家贵族形态对自身的不彻底变革。世家贵族形态，在武则天时期大量启用寒门精英以及在安史之乱之后长期不断消弱贵族力量，基本到北宋之前，才被彻底瓦解）。到宋开始，随着世家贵族形态的瓦解，贵族形态发展为寒门贵族模式，也就是士大夫阶层。
从北宋开始，华夏贵族模式正视进入寒门贵族模式。其标志就是全面科举制形成的士大夫阶层。这是华夏生产力发展，丝绸之路从陆路模式向海路模式转化，带来的庞大海外财富，大量惠及原先底层民众带来的必然结果。海洋冒险活动给更多平民获得巨大财富的机会，在政治制度和贵族模式上就呈现为科举制大量从底层（寒门）民众中选拔精英，进而上升到统治阶层，这些政治新贵就成为财富新贵们的政治代言人。
这个模式在明清达到成熟状态，并在进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列强对华的入侵及冲击中，日益呈现出落后性。并在与西方列强对华的入侵过程中被严重冲击。
3、贵族模式的改变历史，呈现为日益向下层民众下沉的泛平民化趋势
我们看到，从分封世袭贵族到士大夫阶层。社会组织形态，都是一种非常直接的人身依附的形式。先秦民众依附世袭贵族，汉以后民众依附世家门阀，宋以后民众依附士大夫为代表的大家族的宗族宗法。
贵族模式的转化基本都还呈现为对人的直接依附。但是就如上面描述的这个历史变化。这个依附的对象（贵族），贵族代表的群体（来源）是社会层级中依次向下的:分封贵族千年世袭，是长期的高层精英。世家门阀更多是社会地方豪门势力（社会中层）演化出来的；而到了宋以后士大夫阶层，更多从基层组织中产生。
我们看到了贵族模式整体的演化趋势是从高到低的泛平民化。
因此清末实践的巨大失败，不仅意味着士大夫阶层无法有利实践。更表明了私有制时代，对人的直接依附历史阶段终于到了必须灭亡的地步了。（贵族出身由高到低，最终消亡（人对人的直接依附模式的消亡））
4、对人（传统意义的封建社会贵族）的人身依附向对资本（以掌握社会私有资本的人）的人身依附的历史转型
民国消灭帝制，从而象征性的消灭了对人的直接人身依附的贵族模式的消亡，而进入了私有制模式最终的阶段，也是贵族形式的最后阶段（资本主导社会的历史阶段，以及依此形成的人对资本的人身依附阶段。（依附模式就从人对宗族宗法的依附，变成现在人对“单位（私有资本）”的依附。贵族阶层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变成掌握资本的资本家们。人们不再是贵族的子民，而成为依附资本家的雇工。））华夏士大夫阶层，在对人的依附消灭之后，原本因转化为资本家形式。但是基于清末历史事实，民国羸弱的政治实践，无法推翻自身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西方列强、士大夫（地主）阶级，以买办为主体的资产阶级这三类群体结合成相对落后的“新贵族”模式，他们无法带领华夏社会走向新的私有制历史阶段，无法将这些落后的制度和贵族模式变革成先进的组织模式和政治体制。他们无法完成自我革命，更别说在近现代华夏巨大历史灾难中完成自我扬弃，将华夏社会拉出命运的谷底。
顺应了历史而无法完全顺应历史，这就是民国短命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