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34

文/吹皱一池

1934年1月，沈从文得知母亲病重后，从北京赶往常德（古称武陵），在桃源县租了条小船，逆沅水而上，经沅陵、辰州到故乡凤凰。

途中历时十余天，他每天伏在船舱里，写了好几十封信给妻子张兆和，记叙沿途所见所闻。那时没有智能手机，不然得带多少充电宝啊。

后来这些信被集结成《湘西书简》。返京后，沈从文的写作人生即进入开挂状态。以《湘行书简》为素材蓝本，先后完成了《湘行散记》和《边城》二部巨作。1934年是他文学创作历史中最辉煌的一年。

沈从文是有名的”全文体作家”，散文、游记、小说、文艺批评、文物研究多有涉猎。从文学流派分，他的散文和小说属于”乡土文学“范围。和鲁迅写绍兴系列一样，是新文学运动中”乡土文学“的开创人物。

沈从文返乡经过的常德沅水和湘西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二位大咖级人物曾和这里有密切关联。“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是的，就是沈从文数次在《湘行散记》中提到的“楚逐臣”屈原。还有一位是写《桃花源记》的东晋陶渊明。沈从文不仅在文中提及屈原，还在描写景物时，常模仿《楚辞》的瑰丽修辞和浪漫主义笔法向屈原致敬。而《桃花源记》属于中国乌托邦的终极文本，沈从文返乡暗合着武陵渔人缘溪探访桃花源的过程。在小说《边城》中，他更是将想象中的乌托邦完整的融入到了笔下。

除了这二位，沈从文在谈及“西学”时经常提到莫泊桑和契诃夫这些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 而屠格涅夫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他阐明屠格涅夫的《猎人手记》以其含蓄的文风、地域色彩和底层人物塑造，启发了他的乡土写作。

多方面的影响使他的创作风格呈“跨界”状态，兼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他要求作品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神秘而多情的湘西成为了很好的地域载体。“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志摩的欣赏》）《边城》是一篇小说，但更像一首二十一个断章组成的长诗。整部小说散发着浓郁的诗意，给人一种非常纯粹的阅读体验，以至于刘西渭誉之为：“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咀华集》）。

语言风格同样是多样化的统一，以古代经典为骨，格调古朴。以白话为肉，文字清丽，句式简峭。杂以湘西土话，活泼又幽默。

他酷爱元宋山水画作，而他笔下的景致，或写意或白描，无不铺排层叠秀丽动人。“我平常最会想像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这是他的自评。“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边城》）这样的月下情境在文中几番出现，同样是舒缓的语气，轻柔的文字，同样是那样的静谧、幽深、充满温情与凄美。“市尽头河下游为一长潭，河上游为一小滩，每当黄昏薄暮，落日沉入大地，天上暮云为落日余晖所烘炙，剩余一片深紫时，大帮货船从上而下，摇船人泊船近岸，在充满了薄雾的河面，浮荡的催橹歌声，又正是一种如何壮丽稀有的歌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在散文中，写景动静结合，层次丰富，并且经常加上自己由衷的赞叹，抒发细腻的情感。

人物描写也是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如“这个人脸上不疤不麻，身个儿比平常人略长一点，肩膊宽宽的，且有两只体面干净的大手，初初一看，可以知道他是个军队中吃粮子上饭跑四方人物，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准绅士”。（《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湘行散记》中的这个人物，还有麻阳船主，夭夭等都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边城》的主人公翠翠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在小说的后段还充分表现出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

浓郁的地域风情也是沈文的鲜明特色。奇特的自然风水，神秘的地方风俗。巫歌傩舞与屈原时代一脉相承，辰州符、划龙舟、赶尸等传说与风俗并存。令人神往的湘西，触发出一簇意象：乡土中国、农民、故乡、神性，还有乡愁。

“决定一个人的并不是环境，而是他对环境的估计”（阿德勒）1934年也是沈从文自我认知思想成熟的一年。湘西系列很好的诠释了他心中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状态”。在中国文学史中，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性治疗者”。

沈从文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除了因为他文学功力深厚之外，我还会告诉你，我就是常德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