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本文参与不一样之【自然】
那些缺憾流经身体，慢慢扎进湖一样的土里。
南方沿海一家环保公司从事水土治理技术的葛晓，周末在家上网查资料，无意又翻到“狎足”那个词，网上释义为古时男权社会，一些高姓大户在家养妾只为时时欣赏把玩妇人的双足。据说发展至现在，又出来一个新名词“恋足癖”，这种癖好，国内外大有人在，据分析为一种心理疾病，跟小时候的经历和环境有关……
葛晓合上电脑本，半晌未动，他葛晓长了四十多年，还没有像现在这般在意起自己的脚。如此举动，说起来，也是他或者他家几代人的一个心病。
正值年富力强的葛晓，凭着在这行多年的职业经验，加上做事认真，为人本分，在这家以技术输出的环保公司工作也算稳定，生活过得波澜不惊。
可原本只有中专文化的他，最早来沿海只是盲目想打一份工。没想到，一眨眼快二十年过去，他忽然发现，自己兜来转去的人生还是和老家的过往分不开。
他还清楚记得，那年离开小镇到县里去赶长途大巴时的情形。父亲领着颠着小碎步，拄着拐杖的家婆，来到镇上的汽车站送他。
家婆满头银丝，梳了一头清清爽爽的短发髻，一身浅蓝布的旗袍，脚上穿着带襟圆口黑布鞋，依稀能想起她年轻时一贯打扮。
家婆捏着葛晓的手不住地讲，葛小小，回来啊，等几年，要回来啊，不然，我这杖子可不饶你。说着，佯装比了一下手上的拐杖。
想来年纪尚轻的葛晓是点过头的。没想到，那杖头再也没打到自己身上，出门第三年，家婆就去陪家公四处仙游去了。
说起家婆这辈子，也算是一顶一的烈女子。听母亲讲，原本在解放前，她家在县上也算是个体面人家。虽论不上万贯家财，钟鸣鼎食，家里也经营些生意，攒了些资产。但自从家婆在师范学校认识了家公，不惜和家里闹僵，也要和家公这名穷书生结合，然后跟随去乡下讨活。
谁想到这等棱角分明，行不苟合的女子，却在幼时就有一双残酷的小脚束缚着她。记得家婆刚过垂髫之年，家里人就给她连哄带骗缝上了几尺宽的缠脚布，等家婆明白过来，痛得哇哇大哭，全身发抖，下不了床。小妈看着不忍，背着家婆的爹妈把缠脚布解开，待稍微不哭闹，又照旧诓吓着缠起来。随着人稍稍懂事了些，趁大人不注意，家婆就自己用剪刀剪开，被发现后，只好在厅屋里罚跪，挨板子。
直到发蒙上私塾，她才趁在外偷闲，好好放出脚，待回家前，又草草缠上布缝补两针以当掩饰。就这样，缠了褪，褪了又缠，每天混着把裹足的日子打发掉。
终于赶上大清朝倒台，大街上人们披头散发，剪了辨易了装，家婆的脚才算顺了大势。当看着四只往脚心收拢的脚彻底解放，她整个人瑟瑟发抖，终又好生哭了一场。三寸金莲虽没有成为现实，然而，那些年折腾下来，家婆落了走道不利索，也不能使重力的后遗症。
家婆为什么要放弃在县里当小姐的命，跟着家公跑到乡下的乡学去当教员？后来听葛晓的母亲讲，是一个叫梁漱溟的社会学家要到农村搞乡村建设实践，还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院。家公因一腔热血，就和其他十几位青年加入队伍，成了研究院一名社会工作者。
家婆跟着家公在乡下，当时住在一个城隍庙旁临时搭的一间小屋里。家公从早到晚都在外面忙筹备乡学的事。家婆由于腿脚不便，又没有正式参与乡建研究团队的工作，所以就在家里帮家公编写乡学的教案，还要兼具家庭妇人琐碎的日常事务，实在有些乱得应对不过来。好在四邻的乡亲在生活上给予帮衬，才总算把头两年生活给熬了下来。
等到有了教舍，夫妻俩终于迁到教舍一间杂房安了家。家婆说什么也要顶家公的位置，去乡学当教员。家公那时已经换到农业技术改良小组去了。
然而当教员，哪那么容易当，得挨家挨户去和农户争取。当时国家正值积弱积贫，乡下农户大都是文盲，谁懂什么新学不新学。既缺经费又缺人的现实摆在面前。但家婆不理会，性子一上来，又嫌那半残疾的小脚实在碍事，就找人不知在哪弄的一块轮胎皮，剪了一双胶垫钉在棉鞋底上，又在鞋里填满干麦草，然后把那双小脚塞在里面。她走村串户四处去争取乡民，那种颠簸的田垄小道，走着实在受罪，就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一天下来，到晚脱鞋如脱一层皮，满脚全是水泡和血棱子。
就这样，终于把学堂里的生员凑得个七七八八，乡学才算办了起来。但没过两年，全国各地战乱四起，乡建设实践就再难以为继。但家婆和家公没有离开乡下，直到解放后，俩人都在乡里的小学一直教书到退休。
不但家婆没离开过乡下，葛晓的母亲除了上中学也没有离开过老家。葛晓母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出生的。那年家婆三十六岁，只因条件太艰苦，前面两个孩子都没留下来，所以一家人对这个孩子的到来倍感珍惜。虽然当时条件简陋艰苦，可孩子身体健康，样子也算聪慧乖巧。但稍长大一些，家婆渐觉孩子的脚有点异样，拇趾向里弯，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拇趾生长的角度越发倾斜，完全和二趾缠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带孩子到县里去检查，结果诊断为脚拇外翻畸形。没有药可用，唯一的医治办法只有手术矫正，而在当时只有上海或北京这种大城市才有做手术的条件，那时的环境哪允许她有如此的奢望。
家婆听后伤伤心心哭了一场，联想到自己半生残脚，觉得女儿的病多少和自己相关，因此更加自责。好在女儿后来除了脚长得丑陋以外，身体样貌和常人并无两样。但家婆总是不放心让女儿离得远，怕受外人嘲笑，高中没毕业，就把她留在乡里跟着她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六十代初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县里各乡都成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在乡里当教师的葛晓的母亲不久接到通知被调到公社当一名秘书，负责生产队的记工分和组织青年社员夜校学习的工作。
一开始，家婆全然反对女儿的选择，学校教书虽然清苦，但毕竟这份工作安稳又在自己身边。况且，那些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生产，也不缺她那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一个老师就该把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来，这才是对革命最大的奉献。家婆多半想起当年意气用事跟着家公跑到乡下来的辛酸，直到曾外祖公去世，她都没回去给送终。
母亲认为家婆是从前的旧思想在作祟，现在正是齐心建设国家的大好时间，有志向的青年都应该响应地方号召，好好搞建设，抓生产。全国的广大青年都来到农村，她一个乡下女子哪有不参与这光荣事业的理，就全然不顾家婆的劝说，毅然决然地下了公社。
后来，母亲在公社夜校认识了一群城里来的知青，大家劳动学习都在一起，很谈得来。这其中又以一名知青印象特别深刻。知青的父母是大学教授，高中刚读完就响应了全国上山下乡的号召，自愿来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往往每天知青们干完一天的农活，晚上要接受村民忆苦思甜教育，有时还要到夜校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或者毛泽东著作。也不知那时的人哪儿来那么好的劲头，好像有大把大把的柴火需要燃烧，学习完，大家还要聚在一起畅谈青年奋斗理想，直至深夜。
渐渐的，从理想谈到俄国或英国的文学，什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艾略特、狄更斯，一谈就收不住嘴。一开始，对这些外国文学，没有多少文学基础的母亲，只觉得生僻难懂。但神奇的是，一经那位知青的嘴巴说出，母亲都觉得好理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著作在母亲心里徐徐展开，竟有种在异域花园里飞翔的感觉，那感觉比吃肉和睡觉来得舒坦。或许，母亲那时还不清楚有一个称为“恋爱”的词，想必那个词已然撞到了她。
由于母亲也不避讳，时常也向那位知青请教些书上的知识问题，一来二去，俩人越发走得近，就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不过那时处对象和如今可不一样，大家表面心照不宣，只在独处时才相偎牵手走一走，说说知心话。
当时在知青中男女谈恋爱已属平常，大家在艰苦环境中往往把它当作一种精神慰藉。何况，青年人经此炽热情感的浇灌，反而人更具活力，劳动干劲更足了。
启料，不过短短两年不到，这位知青回了一趟家，思想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人变得孤僻冷淡，劳动学习也打不起精神。有一天，俩人相约在公社背后那片苦楝树林见面，先是一阵沉默，最后知青先开口，支支唔唔，不长的几句话犹如石磙子夯在母亲心上。他告诉家里发生变故，所以要急着回城。母亲问那咱俩以后怎样联系？他低头不语。母亲顿时明白，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
事后，母亲好几天没出现，身体发高烧，不吃不喝。第三天，她突然推开自已公社那扇单身房门，抱着水缸大口喝了几口凉水，抹完嘴，扛上锄头又去山坡上的地里。
葛晓从没听母亲亲口说过她和这名知青的事。只有一回，还健在的父亲当着葛晓面似玩笑提及，这辈子你母亲要是跟那位张墨生走了，现在我们一家或许就不用在这地上扒土了。
母亲对父亲瞪鼻子上眼讲，姓葛的，说你个怪。
母亲夭折的爱情似乎反倒激起了她投身到为大生产奋斗的志向上来，没几年，母亲被乡里选拔为公社副书记。那个年代，她是县里少有的女公社书记。她带领着一批又一批下乡知青和社员开荒地，修水渠，炸山筑路，硬生生把那一座座荒山，变成了可以种上粮食的连片农田。母亲因此年年都去县里戴红花，开表彰大会。后来，她还作为先进工农兵代表，坐上五天五夜的火车到天安门瞻仰了伟大领袖。到现在，她只要一讲到去天安门的光辉事迹，就像又回到年轻时的模样。她说那是她的第二次生命的重生，她王常芬从此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好党员。连父亲都说她俩结婚时都不见她谈起此事的幸福和满足感。
人要有清晰认识，当时我这位工农兵干部，嫁给你是党派来扶你这种人精神的贫，来改造你的。母亲振振有词。
对的，对的，我甘愿改造，改造得好啊。父亲连连认错。
在认识葛晓父亲之前，母亲在公社不过才三十郎当岁，她和男人一样在田里或工地上挣全工分，没少人半分，那股风风火火的蛮劲让很多庄稼汉都叹为不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搞生产的好把式，却始终和家婆相处得格外的扭捏。
母亲和家婆关系，虽是母女，俩人中间似乎永远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沟渠。自从家婆没有说动母亲留在学校教书，而是投入到火热的人民公社当中之后。俩人就从家庭亲情脱离出来，上升到革命阶级之间的矛盾。可母亲除了是公社干部以外，毕竟是家婆的女儿，一个女人三十好几了，总要有个家才行。按照农村的规矩，不管怎样的新社会，新气象，这婚姻大事还得由家长来把持。
一些人也看出来了，母亲虽然成天和一群公社的男社员待在一起，可个人问题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有心人自然不敢向母亲去打听，就来找家婆打探情况。问来问去，总有人把受人所托的事在家婆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最后，这包袱就丢给了家婆，殊不知本来是件人之常情的家事，让家婆一讲，就上升到阶级路线方面的问题。比如，家婆的意思是怎么说来说去介绍的全是些大字不识几个的人，莫非那些有些文化的人都藏起来了？你看我和你爸，多多少少读了书，还不是一辈子扎在这方土地上，我们难道也归到坏人一类，要躲起来？
那我明天就去给乡里写检举材料告发，我可不怕大义灭亲。母亲挖苦道。
家婆声音就此小下来，也不敢正视母亲，就把本来的正事给搁下来。
但有一点，娘儿俩是相向的，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自年轻时的家婆开始，就融到这漫山遍野赫赫的黄土里去了。
然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婆的意见也不能完全不顾及。说实话，在母亲心中，也向往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然也不会发生那一段不了了之的感情。只是，这种事也不是想寻就寻得来的。
那次，母亲在山上带领社员挑石头筑坝，不小心让钢矸把手蹦了一条不小的血口。她跑到卫生所去包扎，一个年轻人正低头看书，见有人进来，赶紧将书藏进怀里。处理完受伤的手后，母亲瞧了一眼这人有些面生，大冬天还穿一件薄袄，屋里冻得像冰窟。这时，正好有人进来喊母亲，年轻人一听叫书记，全身哆嗦得厉害。母亲问是哪个队来的，怎么没见过。才说是从县里农场“学习”出来，家里原先是开中医铺子，自己跟着学过一招半式，临时来充当公社的卫生员。
母亲听完也没说什么。隔两天，母亲就带着一斤肉，半斤白糖，一把粉条，还有些干柴火来到卫生所，找到那位卫生员叫他留着，并告诫一个人要把生活过成个样子，身体不能垮，革命事业要的是好身体。
还没等这位战战兢兢的年轻卫生员把身体养好，他就转身一变，成了公社女书记的丈夫。这个在当时处境不好的卫生员就是葛晓的父亲。
春秋寒暑，日月更迭，母亲在这片深沉的土地上一步一步挺直走来，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性子火热，说干就干，只争朝夕。但在她心头始终有一件事，纠成一团，放不下。
像当初，多少知青下到母亲他们公社，母亲对知青都格外的照顾。怕他们从城里来吃住不习惯，带领社员开山采石，运到山下给知青盖宿舍。又发动广大农户各家捐床铺，给每张床做草褥子抵御天寒。公社还给知青分配了两头仔猪饲养以改善生活。特别是在劳动中，工分和当地社员一视同仁，同工同酬，从不克扣。
后来国家返城政策下来，一批一批的人开始回城，母亲也没阻拦，还积极写推荐材料给各知青所在城市单位、学校。到了最后，竟没有一人留下来。母亲也理解，谁愿意呆在这穷僻的山沟里，城市多好。母亲是可惜这片经过大家多年流血流汗耕耘的土地，没有一个人相信或见证它是块丰实的宝地，会长出好庄稼。
母亲支撑着她那双见不了光的残脚，一直等到八十年代乡改镇，她也没离开这片心中的热土。母亲后来是有机会调去县城，但因为放不下乡镇上的工作，终究没有成行。那时上初中的葛晓在心里是怨这个母亲的。
葛晓自从在镇上的学校读完小学，就径直到县里上初中，到后来又考到市里一直读完中专，都少有在家里待多少时间。
那时家婆早从镇上小学退休，家公也离世多年。家婆开始和葛晓的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俩脾气不对路，家婆便早早地搬到学校的一间单身宿舍去了。这是家婆要求的，嫌人老了，打扫屋子吃不消，只要配一间小书房放她的闲书旧报，就很满足。
记得葛晓上初中住校，每周末回镇上，都先要去家婆家打一头。家婆都会做上一碗芙蓉蛋，上面撒些笋和肉丁，再淋上一小勺辣椒油。蛋黄入口即化，肉丁放在嘴里细嚼，肉蛋香满嘴满腔，解馋得很。家婆说这也是你母亲小时候最喜欢闹着吃的东西。
吃完饭，家婆也不问在学校的学习怎么样，先戴上她的老花镜，叫葛晓把鞋袜脱掉，然后一双臭烘烘的汗脚就在跟前翻来覆去。家婆在趾骨上这边捏捏那边摸摸，又把赤脚摁在专门铺的一层细煤灰上，留下中间是空心的一对弯“茄子”，她这才松了口气，满脸的皱褶挤在一起，竟分不出条缕。
葛晓一直要待到家婆赶他走，他才不情愿回家。他不想回去的原因，是因为家里实在冷清。葛晓的家在镇政府旁的一栋公房里。家里常年没有人，母亲已调到镇政府，是农业服务办公室的科长。父亲依然在镇卫生院当一名医生。此时正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关键阶段，各村房墙，道路两旁，只要有空的地方，都刷上“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人人有责”“少生孩子多养猪，带动家家都致富”的红标语。父亲领着计划生育宣传小组，常年在各村四处奔走，讲解国家政策规定。遇到躲进山里的“超生游击队”，父亲只能好言劝说让去做节育。他是个温良懦弱的人，看不得村民在泥地里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的样子。父亲因此常常被葛晓的母亲一顿教育，称他思想觉悟不高，对中央英明的政策领悟不够，现在全国人口发展快，我们又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种地的农民生活并不宽裕，孩子生得越多，就越穷。
往往政策宣讲到此，母亲就打住了。大约她又回想起那些年开荒造田的峥嵘岁月。当年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那些梁道、沟壑，谷地但凡能开垦出来的地方，都给成块成片改造成了耕地。那随处可见升起的重重田梯，如起伏不止的广阔湖面，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人类工程啊。
直到空旷的田地里，播下第一季种粮时，大家都沉醉在泛起重重青色，绿油油的麦浪打头的美梦中。哪晓得，等盼着从新土长出麦苗，到谷雨前后的拔节、孕穗，到几周后，活灵活现的抽穗伸出来时，那麦头却显出一脸穷相，一棵棵苗叶瘦弱且高高扬着头。大伙这才发现，整个麦地都是稀稀拉拉只长苗不结穗的空麦棵子。
这能怪谁呢，这一山一山犹如冬眠中沉睡不醒的大地，长年累月淀着一层白如银霜的盐碱，把黄土咬蚀得像石头疙瘩一样生硬。又赶上，这地方十年九旱，举目望去，满山满梁都是半青半褐的苦涩生土味。山可以改，地可以造，但土壤里有没有力，长不长粮食，在当时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事。
但葛晓的母亲那股子不服输的劲，让她相信人是万物之首，只要心中有目标，有战胜自然的信念，荒土地是可以找到开启良田的密匙的。自从母亲后来接管乡镇上的农业工作后，她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县和市上请相关的技术专家来村里蹲点做研究。
他们守在地里不断实验，摸索改善田的土质，增加新土的肥力，又修建灌溉的沟网，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这片土地终于开了眉头。那山连山的村畦，土连土的梁地，慢慢升起了穗子，一颗紧挨一颗，一串碰着一串，终于苦土变成了良地，成了一汪汪金色希望的田海。这一年，乡镇成了县上少有丰收大镇。当满山金灿灿的麦流发出成熟的香气时，众人在垄上奔走相告，竟找不到母亲的身影。直到暮晚，有人才发现母亲坐在山背后那片苦楝树林里，像个入了冻的小土堆，月白下那双残足大方露在外面晃着刺光，母亲的脸上，竟有两竖未干的泪痕。
谁都知道母亲是高兴的，可谁也不知道母亲心的另一头在想什么。她心情可以讲是复杂的。她那时明白一个道理，光靠眼下几个人的力量，想保住这方土地未来的希望是远远不够，必须要发动一批有干劲懂技术的青年人才行。为此她专门在镇小学校办起技术培训班和夜校，聘请市农科所的教师来授课，并在镇上申请成立了技术辅导站，春耕农忙时便把人派到各村去辅导养地保地技术。
不过，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镇上年青人大多都出门打工去了，只是每逢春节，年轻人才从外地回到镇上。大家热闹一阵，又像风匆匆散去，留下整镇整村的老人和小孩相守空屋，盼着来年又刮这么一阵风。
母亲理解现在的年轻人，谁都想去外面赚钱，运气好说不定能挣大钱。这十里八村她也听说过某某某发了财，在县城买了房子，或者在打工的城市安了家落了户的事例。但她不明白，长年累月，这家乡，这土地，这土地上的亲人，难道成了他们只会想起时，才仿佛嗅到的一丝草肥与麦香的味道？
葛晓读完中专，也想着要离开的打算，母亲的困惑在他那儿根本不是问题。不过一件反对他成行的事，终于在母亲和家婆之间达成了少有的一致。
葛晓的脚也走了样，成了第三代的畸足。
葛晓在市里上中专那会儿，家婆渐入残年，葛晓从学校放假回来，仍然保持从前的习惯，先去家婆那儿看望她。
家婆精神已大不如从前，有一回突然想起，叫葛晓脱鞋，用她像树叶布着斑点的手摸了摸，脸上态度顿变。她摁了摁拇趾关节，问什么时候拐的？葛晓顺着家婆的目光看去，拇趾关节鼓了一个小硬团。葛晓摇摇头说不清楚。想来是在学校打篮球挫伤了脚，没疼自己不在意。
接下来两年，只要她家婆见面惦记起，就要揉捏葛晓的脚，捏一次，总叹息一次，终于耐不住，打电话催女儿让带到县里检查一下。医院诊断下来，脚拇中度外翻，还不算太严重（好过他母亲的程度），至于随着年龄增长会不会恶化，不好判断。
家婆沉默了，更断定这是血亲的传承，是因她这一脉而起，又在大半个载沉载浮，又苦又涩的世纪中扎下了根，像雪一样化进了这片黄土地里，谁也离不了谁。
拐子就拐子，拐子照样走遍天下。葛晓才不在乎什么宿命论，他觉得再好的脚在这个苦哈哈的地方都难成什么气候。他一定要出去闯一闯。
外面变化这么大，不让孩子们出去见见世面，我们当老的就心甘？土地拴不拴得住人，不重要，我们这些人不都还要埋在这里。他们只要有牵挂，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父亲终于硬气说了一句话。
结果，就在葛晓走的前一年底，父亲在一次下乡开展防疫工作途中，搭乘的农用货车翻到山脚下，人拉回在半道就咽了气。
葛晓离开家乡，直到家婆去世，他才回来了一趟。又等了好些年，他在外地结完婚，有了小孩，又才带着一家人返乡看望了母亲。
不是葛晓不想回来，只是每次打电话母亲就叮咛没有正事少回家，她工作抽不开身，没功夫招呼一家人。
葛晓在几年后，辗转南方另一家工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了环保工程领域，凭自己的刻苦自学，慢慢进入了环保技术这个行当。
他后来是有能力在南方买房安家落户的，但不知为何，一直到孩子大了，他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那年，他终于带着一家人开车回老家过春节。返城时，母亲在车上塞满了本地的牛羊肉和山货。等回到南方城市，他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铺了满满一屋。他准备不少分给了公司的同事，不久就得到反馈的信息，都惊艳当地的土特产品质。这要能批量进城，以飨城市消费者，也是个不错的生意。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可葛晓又犹豫了，他那双脚，已很久没踩过故乡的黄土地，满眼，满脑子都是心急火燎的车来人往，和密密麻麻钢筋混凝土上灰扑扑的城里的天空。从前他也曾想过回去的事，却始终寻不到理由，不得不半途而废。
妈，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当初您和那张姓知青在一起，是不是后来就不会选择留在乡下。葛晓望着家婆曾经住过的那间乡间老屋问母亲。
母亲看了一眼，没说话。想来也得不到她的回应。
我觉得您没选择离开的原因，和身体或者身边的人无关，和自己当时的意志勇气倒有关系。那时您应该对外面世界既向往又担心，这种举棋不定，让您最终走向现在这条呆在农村的路。葛晓那天喝了点酒，有些自以为是的使性。
葛晓，我只能告诉你，什么人也束缚不了你娘王常芬，唯一留住我的是当时那几座看似啃不动的荒山。我那时不信邪，这么多人难道就治不了它。母亲正色道，后来，我明白我们这代人只治得了标，得靠后面一代一代人才能治本。母亲又轻叹了口气。
葛晓还想说什么，母亲举手制止。
葛晓这些年，越来越有种怪“瘾”上身，总喜欢关注身上那双脚。不知是不是错觉，他莫名觉得走在城市大马路上，经常要很谨慎小心，平坦的路面让他总有种颠得慌的感受，还伴随着脚趾的隐隐作痛。
反倒春节回老家那次，他和母亲去原家婆村里老屋的路上，俩人一前一后踩在田垄上，反而没有如此生硬的感觉。五个趾头紧抓着土埂，享受着田野的气息与温暖阳光，越走越顺坦。母亲在前面更是步履矫健，根本不像位近七旬的老人。
后来母亲终来了一场大病，让葛晓不得不正视归乡的理由，和媳妇商量后便举家回到阔别二十载的镇上。
等母亲的病情渐有好转，他便在县城成立了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就在母亲组织开荒的那个村子先租了几百亩地，发展生态种养农场。
凭借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特别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各地农业产业发展都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葛晓回到老家后，农场的效益也蒸蒸日上。
这一晃，儿子大学就快毕业，人计划留在所在城市工作。
他这一代人算是落叶归根了，孩子路还长，什么事得依他个人的意愿。葛晓从未过问儿子对未来的规划。
记得，孩子刚上大学那阵，他和媳妇去孩子学校看过一次。
两口那次陪着孩子逛街，顺便给置两身新衣服，好在学校时穿。他们后又来到一家运动鞋专卖店，儿子想试双鞋。刚露出白生生的脚，葛晓恍然想到这么多年，除了儿子生下来看了一眼，再也想不起儿子的脚长什么样。他边想边把那脚拿起来准备察看一番，吓得儿子赶紧在人面前将腿缩了回去，露出一脸疑问的表情。
媳妇打了一下葛晓，葛晓笑着舒了口气说，还好还好。
他爸，你也来一双吧，看你脚上的鞋都旧成什么样了。妻子劝道。
葛晓仓皇起身跑出店外，活像自己的缺陷已显露吓到人。说实话，除了家里人见过，很少人目睹过他脚的真容。那双脚现在已习惯在家乡的田间地头，放出来踩泥巴，晒太阳，那是他俩最好的归宿。
葛晓母亲卧床不起的现实又在隔年后发生，眼看就到了弥留之际。突然有一天，母亲早上坐起来，说要吃碗家婆做的芙蓉蛋。葛晓赶紧叫媳妇照着他说的法子做了一大碗，端到床边，没想到母亲自己慢慢将它全都吃完。
母亲又问起家公他们何时来，昨天说好的，过来接她回老学堂，那里有两个班的学生等着上课。葛晓心里明白，母亲或许是老话讲的回光返照，阳间的日子看来不长了。
果不然，就在第二天傍晚，迷迷糊糊睡了一天的母亲睁开眼，眼神涣散的四处张望，葛晓懂得意思，把一家人召集到身边。母亲含糊吐着，一家人回来就好。说完，那双茧皮还没褪完的大脚从被盖里翻出来，微微蹬了两下，像是赶着要追其他人似的，就急着走了。葛晓盯着母亲依然骨节扭曲的那双脚，感觉似自己的像终又得到解脱。
等母亲走后不久，葛晓又在村上接连租了几百亩地，农场的大门上也挂起了“生态示范农业园区”的牌子。他常年还是一副庄稼汉的模样，喜欢和种植户们一起扑在田地上，琢磨如何改良土壤，规划灌溉设施，升级农作物的种植方式。
没想到忽然有一天，自己的儿子从城里回来了。儿子挎着背包，满脚泥，在农场里找着他，笑吟吟地叫了一声爸。
葛晓奇怪地看着站在面前的儿子，问回来这是做什么？
我从城里公司辞职了，专程到您的农场来应聘，欢不欢迎？儿子半开玩笑说。
葛晓一时没反应过来，佯装生气道，你又不是搞农业技术的，能帮上什么忙。
儿子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展乡村振兴，打造乡村旅游经济。城里的人都在往乡下跑，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还不赶快回来发展。别忘了，我大学学的可是营销管理专业。您的农场，现在正缺我这号人呢。
“这些标致的后生，身体哪还有什么缺陷，他们缺的是踩不踏实的土地，人失了地，就如断了根肥，有一天总要回来把地力接上的。”当初母亲的说法，想来是占理的，一代一代的子弟不能忘了根本，才走得远。葛晓边想，边摇头笑看着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