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老龄少子化时代，“第四次婴儿潮爽约”并非偶然，而是中国人口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碰撞的必然结果。从数据看，新中国成立后已出现三次婴儿潮（1950—1958年、1962—1975年、1981—1994年），但自1990年代后，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17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2023年更是降至902万人的历史新低。这场“爽约”背后，是政策、经济、社会观念的多重作用，也预示着中国人口结构将迎来深远变革。

一、“第四次婴儿潮爽约”的核心事实：从“婴儿潮”到“低生育陷阱”的快速坠落。

1、三次婴儿潮的“历史遗产”与第四次的“缺席”。

中国的三次婴儿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第一次（1950—1958年）：战后重建带来的生育反弹，年均出生2100万人，是“人口红利”的起点；

➢第二次（1962—1975年）：“三年困难时期”后补偿性生育，年均出生2628万人，1963年甚至达到3000万峰值；

➢第三次（1981—1994年）：前两次婴儿潮一代进入生育年龄期，叠加改革开放初期的生育释放，那些年年均出生2246万人。

而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的“第四次婴儿潮”，却因生育意愿崩塌而彻底消失。数据显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曾短暂推高出生人口至1786万，但2017年起持续下滑，2023年已不足千万，仅为第三次婴儿潮峰值（1987年2550万）的35%。

2、政策刺激的“失效”：从“全面二孩”到“三孩”，为何未能扭转趋势？

2013年“单独二孩”、2015年“全面二孩”、2021年“三孩政策”的接连出台，被视为催生第四次婴儿潮的关键举措，但效果均不及预期。

生育堆积效应短暂：2016年的出生人口峰值（1786万）仅是政策放开后的短期释放，随后迅速回落，事实证明“想生的人早已生，不想生的人仍不生”。

催生政策未能解决根本矛盾：正如罗振宇在解读《人口浪潮》时所言，“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当社会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生育不再是“多子多福”的选择，而是“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

二、“第四次婴儿潮爽约”的深层原因：现代化如何瓦解生育意愿？

1、从“数量偏好”到“质量竞争”：育儿成本正在压垮生育动力。

经济学家发现，现代化进程中，“孩子”的属性从“劳动力资产”变为“消费品+投资品”。《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提到，随着人均GDP提升，父母更倾向于“少生优育”，教育、住房、时间成本的飙升，让生育从“家庭责任”变成“经济负担”。例如，育娲人口研究智库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平均成本已超过家庭年收入的6倍，一线城市更是高达10倍以上，其中差距主要来自住房、学前教育及生活开支。

在过去一两百年间，人们越富有，生的孩子越少。当今世界，人均GDP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是，人们越来越看重孩子的质量，希望孩子成功且富有，投资在教育上的成本越来越高，不再靠数量获得劳动力。

2、女性角色转型：从“家庭主妇”到“职场参与者”，生育与职业的冲突加剧。

第三次婴儿潮期间（1980年代），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生育与家庭角色高度绑定；而如今，女性高等教育率超过50%，职场竞争压力下，“婚育推迟”成为常态。彼得·德鲁克曾观察到，当婴儿潮一代进入职场时，女性劳动参与率飙升，生育意愿自然下降——这一现象在中国同样上演：2023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已达29.4岁，较2010年推迟4.3岁，而年龄越大，生育能力与意愿双降。

比如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提到，当婴儿潮一代以创纪录的人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分析师们曾担心没有足够的工作满足年轻男性的需求。但事后证明这种担心多余：当时人们认为女性不需要工作，没人考虑女性的岗位来源，然而10年后，美国50岁以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达64%，创下新纪录。

3、人口结构的“惯性下滑”：育龄妇女规模锐减与低生育率陷阱。

任泽平团队指出，2030年中国主力育龄妇女（20—34岁）数量将较2022年减少17.4%，2050年减少37.4%——“没人可生”比“不愿生”更致命。即使生育率回升，育龄妇女基数的坍塌也难以扭转出生人口下滑趋势。更严峻的是，2023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9，低于日本（1.3）、韩国（0.78），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正在逐年加剧。

三、“第四次婴儿潮爽约”的连锁反应：人口转型如何重塑未来30年？

1、劳动力市场：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被迫转型。

第三次婴儿潮（1981—1994年）造就的“80后、90后劳动力大军”曾支撑中国制造业崛起，但未来30年，劳动力供给将以年均0.5%的速度减少。这倒逼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企业不得不通过自动化、AI替代人力，而“人才红利”（教育水平提升）将成为关键。

2、老龄化加速：“银发社会”的挑战与机遇。

出生人口下滑叠加预期寿命延长（2023年达78.9岁），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突破14%（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马骏等学者指出，老龄化将加剧医保、社保负担，但也催生“银发经济”——如养老医疗、适老化改造、老年旅游等赛道，市场规模预计2030年突破10万亿元。这与美国“婴儿潮一代退休后消费转保守但老年服务繁荣”的规律相似。

3、消费结构转变：从“儿童经济”到“成人经济”的重心转移。

第四次婴儿潮缺席，直接冲击母婴、教育等“少儿消费”市场——2023年新生儿相关消费规模同比下降12%，而“单身经济”（一人食、迷你家电）、“健康经济”（健身、保健品）等成人消费赛道持续扩容。企业需重新调整产品策略，适应“少子化+老龄化”的消费新逻辑。

四、老龄少子破局之路：政策如何跳出“鼓励生育无效”的怪圈？

从国际经验看，德国、日本的现金补贴、育儿假等政策效果有限，中国需探索更精准的方案：

➢降低“直接成本”：如全面落实产假延长、普惠托育、教育减负（如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全覆盖）；

➢缓解“机会成本”：通过税收优惠（如育儿支出抵扣个税）、企业弹性工作制，减少女性职场歧视；

➢重塑“生育文化”：从“政策鼓励”转向“社会支持”，如社区互助育儿、男性育儿责任强制化等。

“第四次婴儿潮爽约”不是终点，而是中国人口转型发展的“中场哨”。它提醒我们：生育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政策刺激”，而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人选择”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博弈。未来30年，如何在低生育常态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是中国最核心的命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