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地下室手记》有感

刘文飞译本的背面印着那经典的一句——“是让世界毁灭呢，还是让我喝不成茶？”我们的“地下室人”在假设中试图选择前者来避免后者的发生。显然这个看似非此即彼的选择问句从物质世界的实际上看是不可能发生冲突的，这应当是“地下室人”所诘问的“我能在水晶宫里吐舌头吗”的最极端化呈现，即绝对理性能否在理想社会容忍存在的异己。

更深刻的问法实际上是这样：理想社会是否容许“异己”的自由？

一、理性与自由

算术在反乌托邦文学当中常常当作自由或不自由的代表（如《1984》中温斯顿认为自己想要的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在“地下室人”眼中，理性是人意识的一部分，但人的意识还有大片的存在属于不归理性管辖或时常失去理性控制的区域，“二二得四”在他的话语里是理性的代名词。在“地下室人”眼中，二二得四是数学的法则，而不是人不是生命的法则，结合作者本人自认为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更高的真实层面上，人的意识并不仅仅服从理性，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热望，这种热望不会应为工具理性对他说“选这个，这个选择对你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更有利”而一定做出这样的选择。陀氏异常反对这样的“工具理性能控制人”的观点，而在陀氏在十九世纪中期清晰明确表述出这样的观点后，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用一战和二战残酷地证明了他锐利眼光的正确性——战争与屠杀能够给人带来多少“有益”？“有修养的人”对于毒杀犹太群俘有什么良知的触动？这些行为当中，程度浅一些的，是披着理性皮毛的非理性，或行非理性之事者的自欺欺人；程度深一些的，是深信这些非理性行为是理性的疯狂者（如决策者）。

所以综上，陀氏用三层否定否定了这样的绝对理性、绝对理想的实现，层层深入，直触根源。第一层是“工具理性控制了人，但人的总体作为并不符合工具理性所期望的利益累积的结果”，第二层是“工具理性其实无法完全控制人，控制的是部分人的部分意识，无法决定他们的行动整齐划一奔向所谓的利益”，第三层是“工具理性如何保证自身的确是理性的？立场不同，理性的歪曲会带来行为的极端疯狂，酿成滔天的惨祸”。这三层就是“地下室人”在第一章絮絮叨叨的内容当中零星产出的论点，所针对的，正是陀氏曾经经历过的激情岁月，是他自己曾经投入过的热情社会活动背后的精神源泉。

在西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系列社会思潮东渐到俄国时，见到国家满目疮痍，许多有志青年的激情被点燃，他们希望按照启蒙主义所一脉传下的理性来一路建设国家，快速实现理想社会。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作品《怎么办》在书中塑造了预备进入理想社会的新人建设者的情况，他们所期望的“幸福”“爱情”“大地”正是理想殿堂中最璀璨的辉石，他们的美梦是理想社会“飞来幸福鸟”“筑成水晶宫”的实现。所依靠的，正是一种“无畏的理性”，那便是人物似乎并不是人物，没有心灵，而是理性的机器，理性觉得要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丝毫不会受到旧有意识的束缚。陀氏正是反对这样唯机械理性主导一切心灵，尖锐地提出“如果我不和你们一样，你们怎么办？消灭我吗？”，并以自己也在艰苦地思考、也有敏锐的思想的铁的事实义正严词地宣称“我有我自己的地下室！”这是从人究竟会受理性多少控制，以及还有多少人可能不会受理性良好的控制的层面上提出抗议，从塑造人物的代表性上来看，陀氏无疑是得意的，他认为当时俄国社会上确实有许多“地下室人”类似的人，他们无所事事只事思想，对所谓的理性有深深的怀疑，总是从根源否定一些看似理性的、一般人的行动。他们眼中按大众的价值观努力打拼或拼命复仇的人，都是“蠢人”，因为他们对指导行动的理性的认识远不如“地下室人”一般深刻。

二、懦鼠和猛牛

一方面是人物的典型性，第二个方面则是人物的真实性。车氏的《怎么办》的新人塑造有明显的缺陷，用我国十七年文学的常用评价语言来说，就是塑造了过于高大全的人物（甚至不是传统的英雄人物，而是理性引导的新人形象），使得他们的行为像牛一样勇猛，在行为上有“横冲直撞”的色彩。

如同样的一个情节——在陀氏是“地下室人”自述十五年前自己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如希望冲撞一个曾经在酒吧冲撞了自己的贵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每天跑到公园去试图冲撞，但总是被内心的怯懦所制止，像一只可怜的老鼠总想逃回自己的地洞里。而最后即将放弃的时刻偶然冲撞到了，也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满足。这印证了他之前关于“复仇”的观点——“没有复仇的动力，因为深知复仇的过程会给自己带来巨量的痛苦”——而且他甚至没有清晰意识到这是一种阶级平等的观念。

而在《怎么办》当中新人的冲撞就像走路一样轻轻松松，表现出牛一样的气概。这样的人物塑造明显不及陀氏“地下室人”在预备冲撞与冲撞时刻大段大段真实深刻的矛盾痛苦心理揭露来得动人。理性告诉他要报复，可身体与心灵却不听使唤想要逃跑，这是“地下室人”亲身所践的真理：理性并不能掌握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地下室人”的形象也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即使这更类似一个形象的集合，艺术成就也更为高明。

“地下室人”笔记当中口口声声的“先生们”正是直指信奉理性的写作者、社会活动者，是以一个真实的形象在痛苦地发出不同声音的呼告。

三、矛盾和追问

“地下室人”在大书特书自己的独白后，却又说“这些话我一个字都不信”，体现出了一种自我怀疑与否定的倾向，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是在因为“先生们”来写些东西否定“先生们”话语当中触伤自己的成分，而自己的东西写成以后，也是一种倾向，这既是一种反对理性的倾向，本身又包含了理性的思辨，同时还包含着绝对对立的另一面——即自“地下室人”始，陀氏作品中的“幻想家”主人公纷纷转变为“地下室人”式的主人公，从理性的“超级浪漫”走向无理性（不是非理性）的“无所不可”，一路狂飙到杀人“证道”的拉斯柯尼科夫与希冀、默许父亲死亡的伊万、德米特里兄弟。

“地下室人”开始了真实人性思考的第一步，就是对没有上帝、没有理性的世界人如何行为的苦思冥想，对无所作为无可作为的生活采取何种态度的苦思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