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呼其实是至高赞誉
90岁的傅高义去世了。我很少见到中文世界会为一个美国人的去世而如此隆重地致哀。最近一位可能是“黑豹”查德维克·博斯曼，虽然大多数人并没有记住他的名字。驻美大使崔天凯连发数条推特缅怀傅高义，称赞其学术见解的价值“不可估量”。发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也表示深切哀悼，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见惯了这样的称呼，但事实上，这是对于一位异国学者相当具有高度的赞誉。所以，我们为什么怀念傅高义？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中国通”，是美国最懂东亚问题的学者，十年磨一剑写了《邓小平时代》……还有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傅高义的人性。这样的人性体现在让对话者如沐春风的谈吐和性格中，也体现在他用带着温度的视角，看中国、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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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追求“义“的道德标准在国内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傅高义用中文接受采访的视频，这两天因为他的去世又集中出现。他的中文及其流利，虽然用词并非完美，但逻辑清晰，发音标准，语气坦率又婉婉道来。他说，真正的朋友之间应该坦率交谈，实事求是。傅高义的中文老师是汉语言大家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那是1961年，这位31岁的大龄学生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头开始学一门语言，同时也学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老师对他的中文发音要求尤为严苛，打下了好基础。原名Ezra Vogel的他决定给自己取个中文名，多年后他这样解释道：“Vogel是个德国姓，发音很像汉语的fugao。因为名字Ezra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了谐音‘义’。”“我知道，‘义’在中文里意味着很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我想追求的。”
在决定开始研究中国之前，傅高义干过许多别的事。1950年毕业后他当过两年兵，后来考进了哈佛大学读社会学博士。一位教授对他说，要搞懂美国社会，应该多了解海外世界，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多番盘算后，傅高义选择了日本。1958年，28岁的傅高义带着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做田野调查。出发时美国人都劝他，说日本脏乱，喝水吃东西都要小心。到了日本他才发现东京比他想象中干净多了，顿时认识到了美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有多荒唐。这也成为了他立志东亚研究的起点。恰逢上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开始将中国作为重要的长期对手，多所高校都开始培养中国研究人才。于是在时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的邀请下，傅高义来到了哈佛。“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教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他们并没有多少了解，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讲流利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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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第二个外国人有这种机会”就这样，傅高义成了“开眼看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人，被美国人称为“中国先生”。1963年，他飞往香港生活了一年，开始对当代中国的系统研究。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的重要性。在香港时，傅高义接触了许多来到香港的广东人，其中一位叫陈仲文的年轻人后来被他带回美国成了得力助手。在陈的帮助下他每天看《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积累材料。这样的笨办法他沿用了一生。因为这样的开始，广东一直是傅高义研究中国的大门。1973年，接任哈佛东亚中心主任的傅高义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在广州小住了几天，抽空去了佛山的人民公社，没有电视，只有很小的电灯。“广州人善于处理世俗事务，精明的谈判者，长于技术，批评直率，勇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个人主义者。上海成了大型工商企业的中心，广州仍然是独立商人、手艺人的大本营。”当时他这样评价广州。
1987年，广东省政府特地邀请傅高义来广东，研究当地经济发展和改革。他明白这是希望借他的宣传，吸引外国人到广东投资。所以虽然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自己承担费用，为了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广东省政府后来甚至答应了不审稿。在7个月的时间里，傅高义走访了广东全省14个地级市，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以及全省100个县里的70多个。“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有责任记录这里的更多细节，把发展实情告诉西方学术群体。”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被誉为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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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美关系奔波半世纪在研究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傅高义来了中国许多次，对这里发生的变化有着最切身的感受。在2015年在家中接受人民日报驻美首席记者温宪的采访时，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月前，我在重庆生病要做手术，在一个医院呆了五六天，手术很成功。医护人员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就当是个普通的外国人。他们的医疗制度、医护水平和美国差不多了。”“回想42年前我第一次去中国，当时看到的医疗设备，再看看今天的中国，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美友好的信念，贯穿着傅高义的整个职业生涯。1968年尼克松当选后，傅高义和老师费正清等几十位中国专家给总统写信，强调与中国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三年后基辛格访华前夕，也是他为如何发展中美关系出谋划策。时间转到50年后，因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去年7月，傅高义联合几位学者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中国不是敌人》。直到去世前，傅高义还会坚持每周在哈佛组织关于中国的系列讲座，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他的最后一次在华公开亮相，是本月初的北京香山论坛，虽然只是视频连线，但仍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当时他提出从多方面改善中美关系，也呼吁美国彻底改变看待中国的眼光。
美国人说他亲华，他淡然一笑，“我不光是亲华派，也是亲日派，我还希望中日也能搞好关系，也希望中日都跟美国搞好关系。”我们时至今日怀念傅高义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总是帮中国人说好话，而是他希望让更多美国人知道，今天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这在如今的西方学界非常难得，在国际环境紧张的2020年，更显得弥足珍贵。这背后所感染我们的人性，是傅高义对于世界和平的愿望，是真正的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