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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官家的心事》
元祐八年( 1093) 八月，“太皇太后高氏有疾”。高氏意识到自己去世之后朝局必将再次翻盘，病倒之前突然重新起用范纯仁为宰相。范纯仁之前因批评高氏过度惩罚蔡确被赶出朝廷，这时高氏希望范纯仁能像其父范仲淹那样保全皇帝对她的态度，向范纯仁追述其父范仲淹保全仁宗与刘皇后母子关系的往事：
绍圣年间对新法的“绍述”其实多有修正，但对反变法派的打击毫不含糊。司马光和吕公著被剥夺赠官与谥号，哲宗亲书碑额也被追毁，只保全了元祐年间对哲宗保留敬意的苏颂。
哲宗时期打击反变法派官员虽然十分严厉，但从哲宗的角度讲，是这些人无端破坏新法以及打击变法派官员在先，他恢复新法是子承父业，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哲宗时期不但推行新法十分顺利，对西夏的战争也有出色成绩。绍圣三年(1096)西夏大举进犯宋境，第二年宋军对西夏进行反攻，元符元年(1098)冬，西夏举30万大军进攻平夏城，被宋朝章粢大败，第二年西夏向宋求和，宋夏再次修好。可以说哲宗在亲政后很快就打开新的政治局面。
在皇帝缺位的情况下，至少在礼仪上由太后掌握立储的最终决定权，是传统中国皇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时向太后是择储的关键人物，而哲宗的生母朱太妃根本不在讨论人选的现场。向太后无子，在她眼里包括哲宗在内神宗所有皇子都是庶子，理应一视同仁，如果赵似凭借与哲宗同为朱太妃所生就可以继承皇位，那么朱太妃的重要性就超越了向太后，从权力追逐的角度来讲这是向太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无论陈氏卒于何年，出生于元丰五年(1082)的徽宗当时还是儿童。这样一来，徽宗早年由谁抚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在哲宗、赵佖生母皆在的情况下，徽宗很有可能由向太后亲自抚养，甚至徽宗雅好文艺也可能与向太后出身文臣之家有关，只是史料中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曾布说，不知道章惇为什么怕我和太后单独对话，之前讨论皇位继承人时已经说错了话，却不知改悔，还处处挑战太后的权威，胆子也太大了。向太后说，也是先帝哲宗惯出来的毛病，先帝主要是承认他有定策之功，章惇仗着这一点胆大妄为，经常胡说八道——注意这里向太后是承认章惇、蔡确等人对哲宗的定策之功的，原话是“当时曾于帘前议立先帝”。
徽宗当时已经成年，但以朱太妃、章惇、赵似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其实是反对派，徽宗必须与向太后联手才能应付这些人的挑战：
章惇当年提出由赵似继位，绝非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是与朱太妃联手推行的定策大计，但被向太后与徽宗所挫败。徽宗继位之后，向太后、徽宗与曾布联手秘密调查并严加防范这个集团再有轻举妄动。九月，徽宗便以章惇在安葬哲宗时出的差错为由将其罢相（“章惇为山陵使而丧舆陷泞暴露。”），开始是以守本官知越州，后来干脆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建中靖国元年( 1101) 三月梁从政被解职，罪名是“佐佑章
没有人可以为向太后做证哲宗是否夸过端王，哲宗的突然去世让向太后垄断了哲宗遗言的解释权。
向太后吸取了神宗临终前由大臣们奏请立储导致“宣仁之诬”的教训，所以在告知大臣们哲宗驾崩之前，向太后已经先行立徽宗为皇帝，后面章惇提出人选只是让自己陷于“为臣不忠”。在驳斥章惇的意见后，也根本不存在是召五王还是端王入殿的问题，因为徽宗早已坐在皇位之上（“帘卷，上皇已立。”）。这个记载与官方史书大相径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邵伯温在政治上极力为元祐辩护，向太后尚属元祐政治一系，所以这里的《辩诬》理论上不存在恶意诬蔑向太后的动机。
宋朝的宫廷政治史上，宋徽宗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基本结束了太后听政的历史，开启了宋朝宫廷的太上皇时代。
金军在索要皇太子的同时，也要求宋朝“推立异姓堪为人主者”，他们提出的人选是被金军扣押的张邦昌。于是王时雍等宋朝的大臣们开启拥立张邦昌的程序，不过张叔夜、秦桧抵制，被金军执押，唐恪签名后“仰药而死”，而职位不高的张浚、赵鼎、胡寅等人拒绝签名而逃入太学，后来成为南宋的重要官员。
除了吕颐浩与刘光世两支部队受张浚节制之外，韩世忠也从盐城出发，加入平叛队伍。苗刘之变中被杀害的王渊是韩世忠的恩人，所以这次勤王韩世忠表现得异常积极。他从盐城收散卒组织一支军队准备从海道赴杭州。张俊得知韩世忠抵达常熟时意识到平叛条件已经成熟，于是让张浚赶紧与韩世忠取得联系。韩世忠得到张浚的来信，发誓与苗、刘不共戴天，然后至平江会见张浚。
娄寅亮的上疏表明了高宗的意向，于是大臣们纷纷附和。先是宰相范宗尹“有造膝之请”，高宗就表态学习仁宗选立宗室，并且应该在太祖后裔中挑选，以慰太祖在天之灵，于是知枢密院事李回、参知政事张守纷纷赞颂太祖。
采石之战结束后，宋对金战局转守为攻，这时高宗才做出御驾亲征的样子抵达建康。本来这是一个恢复中原的机会，但高宗坚持议和路线。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金世宗遣使告知已经即位，很多大臣以为和约已毁，不应再接待金使。高宗为求议和，不为所动。高宗自知他的政策引起了朝野的不满，这时深感“倦于政事”，开始考虑将皇位传给赵玮，自己则“淡泊为心，颐神养志”。
高宗在德寿宫又度过了25年的岁月，直到81岁寿终正寝。表面上看，高宗退居后过着风雅的书画生活，孝宗对太上皇尽极恭孝之能事。太上皇的生活费用，每年由内库拨给近百万缗，但太上皇经常感到拮据，孝宗只好以其他名义表示孝敬。此外德寿宫还法外私酿经营酒业，孝宗也熟视无睹。但亲密的父子关系掩盖不了高宗与孝宗政治路线上的分歧。
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去世时，孝宗也已心灰意冷，不久模仿高宗禅位于光宗，并把德寿宫改名重华宫而退居其中。而与高宗相比，孝宗的择储问题似乎更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