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忙里偷闲，断断续续，终于读完了郭建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本书。之前读了一半，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现在读完，当然有更多的心得体会。在此简单总结下：
一、刷新了我对中国现代改革的认识和古代中央政府三大财政手段的认识。
读完这本书才渐渐能明白，中国现代为何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也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这可是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三大财政手段！
正如书中所写的：
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事实真是这样嘛？
正如书中所写，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二、重新从财政的角度去看待集权政府和历代王朝的改革。
书中所言：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
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
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
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而历代王朝的改革，基本都是围绕这两件事展开的，尤其是围绕财政税收展开。往往也是财政遇到了问题才不得不进行改革。但这些方面的改革阻力相当大，成功机率不大。
比如北宋最著名的改革是王安石变法，还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一样，目的都是解决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说具体一点，就是“三冗问题”：冗员、冗兵、冗费。但都以失败告终，结果北宋王朝走向衰落。
而明代张居正和清代雍正皇帝的改革还算比较成功，结局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大增，王朝得以繁荣延续。
三、对纸币的历史以及古代的通货膨胀有了更深的理解。
中国宋代就发明了纸币，成为国家敛财的重要手段，而且统治者都明白，如果滥发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但是每每禁不住诱惑。尤其是发生财政危机的时候，更是变本加厉，最终一地鸡毛，导致政权更替。宋代，元代就是惨痛的经营教训，但又有哪个政府能真正吸取教训？！
到了明代，政府其实也是想通过纸币敛财的，可笑的是一开始就被朱元璋玩崩溃了，使得人民再也不相信政府货币了，最终回到用碎银交易，也就是银本位。结果反而促使了明代经济的空前繁荣， 可以说大明朝的经济反而是“因祸得福”了。不得不感慨：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四、对禅让制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以前一直认为禅让制挺好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朝代更迭时没有发生新旧皇族之间的战争，政权是和平交接的，整个社会所受到的破坏不像武力夺权那么大。但通过汉代到魏晋那段历史，才真正意识到禅让制的弊病所在。
禅让得来的政权往往比较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权威不足，束手无策。
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奈！
而那些从彻底的乱局中以武力脱颖而出的王朝却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王朝发展到后期肯定是已经积累的太多的弊病，必须摧毁重建，所谓不破不立！
五、刷新了我对近代西方势力入侵中国的那段历史的认知。
西方势力的到来，虽然给大清带来了很多屈辱和血腥，但它还产生了意外后果。就是大清帝国也因此获得了新的自我保全能力，而且还走上了现代化转型的道路。
西方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拉动了贸易，也因此让清政府得以从农业税转向征收商业税，还有海关税。这些税收得以让清政府财政收入多元化，也有能力组织军队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同时让大清内部的经历更加活跃起来，从而推迟了大清的灭亡。
不得不说，历史是一部读不完的书，越读越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