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羡慕艺术家和哲学家的——迷狂，通脱，殉道般的虔诚，救世主的悲悯，热情动人的沉思，狂醉式的启示，这些让我动情，动容，动心。
但他们同样让人望而却步。
苏珊·桑塔格《作为受难者典范的艺术家》里说：艺术家是受难者的典范，因为他既发现了最深处的痛苦，又有使他苦难升华的职业性途径。
哲学家的命运已经包含在他的性格和使命之中，他的真诚，勇敢，创造性，注定了他的受难。人的天性中皆有创造的潜力，可是大多数人不肯去挖掘，因为懒惰，也因为独创是一副沉重的锁链。“对于戴着这副锁链的非凡之人来说，生命就丧失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对它梦想的几乎一切。”
贝多芬是大艺术家、歌德是大哲学家，这样最坚强的天才，才能坚持住；可是“即使在他们身上，许多特征和满面皱纹也显示了那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和挣扎的后果：他们的呼吸越来越沉重，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过于粗暴”。
不疯魔不成活，可事实上即使疯魔了，也不一定成活。成功的风险很高的。一般人的抗风险能力很弱的。想到将这艺术与哲学的局限性联系起来，媒介是《阿基里斯与龟》，一个著名的悖论，一部著名导演的电影。
阿基里斯与龟的故事，这个悖论在数学领域早已经经不起推敲，唯独在哲学和艺术范围内可以抽象存在。我想是因为艺术家和哲学家在创作中都能体味明明无限趋近又遥不可及的无奈吧。高峰体验，难得，那峰似乎比喜马拉雅还高！
踽踽独行而又志大才疏的后来者只能借一些与前人肤浅的相似聊以自慰。于是梵高那种自虐、自毁似乎成为了献身艺术的不二标签，人们仿佛也认为只有高情绪、高荷尔蒙、高卡路里的忘情投入，才能达到与艺术化为一体的至高境界。或许正是从这里开始，艺术家代替了宗教的圣徒，成为了受苦受难的载体，他们献身艺术，与教徒献身宗教一样的执着、虔诚起来，放弃了细微的乐趣，体验起命运的刺痛。
艺术家在一种癫狂意识下常常会走向畸形和病态，因为他们早把自己当成了受难者的身份，他们渴望拿痛苦换灵感、拿自毁换同情，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病入膏肓。理论面前，人人都有自己的天真状态，但是这些人回不去了，他们的天真早已幻灭，摇摆于冷嘲热讽和拿自身所做的那种充满痛苦的实验之间不可自拔。
由《阿基里斯与龟》电影引发的一些杂想，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