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熵增或熵减或许是个伪命题。

深入观察人性，我不禁思考：我们真的需要外在规则或轨迹的约束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人性本身存在天然的限度，无论是人还是事，其发展都受限于“载体能力”，就像人的贪欲不会无限膨胀，事物的好坏也不会走向极端。

基于此，我认为规训和建制本质上是一种兜底机制，是人类共同体的安全边界。

人天生具备抗熵本能，但当个体或群体的这种能力失效时，规训便能防止系统崩溃。比如在面对剥削时，弱者容易陷入受害者心态，而强者能坚守自我，不被制度束缚自由。

我们之所以感到被“限制”，往往是因为意识尚未完全解放，被恐惧困住。实际上，我们追求的精神自由，并非遥不可及，关键在于找回主体性。

从人性与规则的关系来看，人性的自我调节机制如同天然约束，而规则是对这种内在限度的显性化确认。

商业合作中的契约、法律条文、道德规范，都是规则在不同场景下的体现，它们不是创造限制，而是在内在调节失效时提供兜底。当然，由于个体“限度”存在差异，规则就像道路标线，为群体共存划定安全边界。

这种思考在教育场景中也得到了印证。孩子玩游戏时的自我节制、社会的自我修正，都展现了人性的抗熵能力；而防沉迷系统、红绿灯等规则，则是群体的“通用刹车”和“兜底保障”。当规则僵化时，人性还会与之博弈，寻求突破，这也说明规则需要动态适应人性需求。

说到教育，我在培养10岁孩子的过程中，就深刻体会到了这些道理。

起初，我尝试给予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自由，可他逐渐放纵，成绩下滑。沟通后，孩子主动制定了作息计划，我却因AI的建议产生质疑并插手修改，导致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我们的信任关系也出现裂痕。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信任不是放任，而是给予修正权；否定孩子的自主规划，对抗的其实是“不被信任”的感觉。

如今，修复信任成为重新搭建安全边界的契机。

接下来，我计划以更宏观的视角去实践教育：给予孩子充分信任，把“试错 - 调整”的主动权交还给他；同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以更灵活的方式与他共同探索规则边界。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自我主体性会逐渐建立，我们也能在人性与规则的平衡中，找到最适合的教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