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史记》所载，孟子（约公元前371年至前289年）出生于战国时代的邹国，在今山东南部。他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当时在山东半岛东部的齐国，国君热心学术，网罗学者，把他们安顿在首都西门附近的稷下学宫。按《史记》记载，学者们“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之衢，高门大户，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孟子曾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也曾周游列国，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当时列国王侯，但都遭到冷遇。按《史记》记载，他最后返回故里，与弟子著《孟子》七卷，其中记载了孟子与当时王候的谈话，与弟子们的对话。《孟子》一书被后代，儒家作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经书之一，在儒家思想中孟子代表了其中理想主义的一派，稍后的荀子则是儒家的现实主义派。
性善说
孔子十分重视“仁”，并且严格区分“义”和“利”。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行义而不谋利。换句话说，就是要“推己及人”。这就是“仁”的实践。孔子虽然十分强调这一点，但并未充分阐述人何以应当这样做。孟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做之中，他发展出使他垂名后世的“人性本善说”。
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究竟怎样认识人性，这是中国哲学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孟子在《告子章句上》第三节到第六节里，曾列举当时除他以外还有另外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第二种是认为，人性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这种意见似乎意味着认为人性之中有善因，也有恶因）；还有第三种意见认为，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恶。在这三种意见中，持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告子，他与孟子同时的一位哲学家。《孟子》书中记载，他和孟子曾进行很长的讨论，因此我们得以较多了解讨论的具体内容。
孟子主张人性善，并不是认为人人生下来便是一位孔圣人。他的理论与上述第二种意见的一方面有点相近，承认人的本性中有些因素，本身无所谓善或恶，但如人不加以节制，它就将导致恶。孟子认为这是人与野兽共同的地方，它们反映了人里面有野兽的本能方面。但严格说来这不是“人性”。
孟子从多方面论变，以支持他的理论。《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载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使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的本性，都有上述四“端”，如果加以充分发展，它们便成长为孔子所强调的“四德”。这些品德，如果不受外力阻碍，会在人内心自然生长，如同树由树种成长为大树，如同花由花苞开放为花一样。告子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道德意识只是后来外界施加给人的。这是孟子与告子看法不同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为什么要去发展德之四端，而不去发展低下的野兽本能呢？《孟子·离娄章句下》第19节记载，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是说：德之四端乃是人区别于野兽之所在，人只有发展德之四端，才能真正成为人。在这里，孟子回答了孔子未曾遇到的一个问题。
论儒家与墨家的基本不同点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墨家的不同之处。孟子当担起一个任务是在《滕文公章句下》第九节所说的“言距杨墨”。他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十分明显的一点是，主张仁义的都强调利人，而杨朱所讲的是利己主义，利己就是反对仁义。问题是墨子讲兼爱，这也是利人，墨子在这方面甚至比孔子讲得更为明确，然则孟子为什么把墨子和杨朱归在一起加以反对呢？
历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按照墨子的学说，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而按照儒家的学说，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在《墨子》书中已指出了两家的差异。有一位巫马子，对墨子说：“我无法实行兼爱，我爱邹人胜于越人，爱鲁人胜于邹人，爱我乡人胜于鲁人，爱我家人胜于乡人，爱我亲胜于家人，爱我身胜于爱我亲。”
巫马子是儒家，《墨子》书中记他说：“吾爱吾身，胜于爱吾亲。”这有点蹊跷，不符合儒家主张的孝道，大概是墨家对儒家的夸张之词。除这一点之外，巫马子所讲的爱有等级差别是符合儒家主张的。
孟子在《尽心章句上》第45节谈到爱有等级时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也是说，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七节记载孟子的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孟子在同一节里所说的“善推其所为”。这是在“爱有等级”的原则下发展出来的。
从爱家人推广到爱其他人，这就是实践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也就是“仁”的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就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受苦。由这一点善端推而广之，就使人自然的爱别人，而且同样自然地爱父母多于爱众人。
这是儒家的观点，墨子则坚持，爱众人与爱父母应当没有差别。不管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少爱一点父母或多一点众人，总之，是要消灭儒家主张的有差别之爱。孟子正是有鉴于这一点而责难“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孟子和在他之后的许其它许多思想家都曾清楚指出，儒墨两家在爱的理论上的上述分歧。不仅如此，儒墨两家还有一个更根本性的分歧：儒家认为，人顺其本性，就自然发展出人的品德；而墨家则认为，兼爱是要靠外力加之于人的。
对儒家来说，人为什么要行仁义是不需要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墨家则必须回答人何以需要行仁义这个问题。墨子的回答是为了功利的缘故，为此他求助超自然和政治的强制力量，这与儒家主张道德必须出自于人的自愿，又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把《墨子》书中关于兼爱的三章与《孟子》书中论人性中的“德之四端”相比较，这种根本分歧是十分明显的。
政治哲学
前面曾指出，墨子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也是以功利为基础的，这和儒家的理论也是不同的。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四节中。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关系和基于人伦的道德，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要追溯到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存在。墨家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用；儒家则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人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够充分发展。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各种人伦关系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之中才能发展。国家是一种道德体制，国家的领袖也应当是社会的道德领袖。因此，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孟子进一步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古代曾经有过的事实。他说在远古时代，圣人尧是国君（传说生活于公元前24世纪）。尧年老，选择一位年轻的圣人舜，授以圣王之道，把王位禅让给舜，舜年老时，同样选择了禹，最后把王位禅让给禹。这样王位由老一代圣人传给年轻一代圣人。孟子认为，这是王位的嬗替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