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问题：风险社会中的观念茧房
关系网络极为复杂，风险传导的后果可能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疫情与政治秩序》提出，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在于三点：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
20世纪60后代后期，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金的演讲除了激情四射，他激发情绪的目的，是要以有冲击力的方式警醒人们直面一个事实：黑人的不利状况，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对普遍人权的承诺截然相反，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制的一种自我否定。对普遍人权达成基础共识，然后进行理性讨论，是美国宪制的自我完善过程，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共识的自我更新。
信息茧房：每个人的阅读时间都被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填充得满满的，没有精力再去涉猎其他；同时每一个人阅读的内容都不一样，公共话题就进一步弥散掉了。这就形成了信息茧房。
特点：单度。
信息茧房中看似营养丰富，实际上营养极不均衡：既有的观点不断重复，个人既有的价值取向和认知也在不断被强化，不同茧房之间的壁垒日益变深。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属性，在网络上都被剥除了，网络社交就只剩下单一的身份维度，而且无需节制机制，可以任意宣泄。
变化：过去的争论基于逻辑，现在的争论基于立场。
“黑天鹅”即巨大公共事件的出现击穿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其中迅速进入“二阶茧房”，社会陷入更加撕裂的状态。更多的公共事件不断涌现，击穿茧房，哪怕是二阶茧房。人类适应公共性的新结构。
心得：信息茧房从来就有，虚拟世界似乎让作茧成为一件易事，但最终现实会让所有人不得不去直面，破茧而生。
第二部分现实：国际与国内的一体两面
就全球制造业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中低端制造业，西方的比较优势是高端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基础在于成本优势，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基础在于技术优势。技术优势是难以被超越的，而成本优势则只有在不涉及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才是不能被超越的；一旦涉及安全问题，成本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海洋秩序/开放秩序与陆地秩序/封闭秩序之间的对抗史，海洋秩序不断扩展，但陆地秩序不断反抗，进而使得海洋秩序不断地朝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演化的过程。
就当今的国际政治格局而言，人们必须认可的一大前提是，美国依旧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和普通秩序的担纲者。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点也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
全球霸主需要是特定意义上的岛国，没有强大的陆地邻居才能集中精力去主导联通全世界的海洋；同时，全球霸主需要是全球金融中心，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又需要有普通法的法系作为前提；另外，全球霸主需要是创新能力的全球引领者，这又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软环境；还有，全球霸主需要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理想的担纲者，才能吸引全世界的支持者。
这里说的还只是一部分必要条件，具备所有这些条件的，目前只有美国。有些条件是其他国家慢慢努力也能具备的，比如制度软环境、强大社会的发育，但有些条件是努力了也改变不了的，比如地缘处境、法律系统。
普通法与成文法
英美普通法又叫习惯法，区别于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成文法。中国境内除了香港属于普通法系，其他地区都属于成文法系。
普通法和成文法的深层差异在哪儿呢？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成文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
普通法中一定是“王在法下”。也就是说，国王低于法律，不是因为国王愿意遵守法律，而是因为国王没能力挑战法律。
香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拥有一块实行普通法系的地方，那就是香港。它具有一种重要的二元属性，一方面，香港是中国这个成文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他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普通法秩序。这个二元属性使香港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枢纽。其作用在中国内部独一无二，无可替代。中国通过香港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连接的接口，可以通过香港来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反过来也可以通过香港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香港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时一个重要的借力打力的支点。
美国的立国精神：清教精神，其精神根基是信仰的绝对无条件性。
第三部分 未来：信息技术时代的人类秩序
作者在第11章《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与商人秩序》和第12章《信息技术时代的全球分配正义》用大开脑洞、天马行空的方式探讨了一系列的问题。
关于数据监管联盟，作者提出了未来更加可行、也更值得拥有的方案：在市场机制下发展出若干个新的完全中立的数据监管商。这些公司只做数据监管，监管方式中也许还包括数据托管，不做别的，其中立性便能获得保障。数据监管商的市场角色有些类似服务于商业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
第12章《信息技术时代的全球分配正义》，新经济伦理以数据分红超越数字鸿沟这一小节的内容里，作者提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微软首席研究员韦尔的关于“激进市场”的思考，其中对传统经济学范式提出的一系列反思极富启发性。在韦尔看来，由于大多数商品都是非均质化的，对每一个特定商品的产权鉴定都可能带来某种意义上的垄断。韦尔所说的激进市场，虽然在很多领域实现起来难度非常大，但在数字世界里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新兴信息技术时代，激进市场理论的想象力很可能会为新的分配主义在经济学上找到理论表达，构成全球数字治理联盟的伦理基础。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以技术的演化为基础，以商人超越政治干扰的需求为动力，以数字宪章为其基本构架，以数据分红为其模式，以全球分配正义为其旨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