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求学的三大收获‖纪念飘萍牺牲百年⑶

浙江大学校史馆的长卷油画上，有99位浙大知名校友。第一位是汪康年，第二位就是邵飘萍。

1906年，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现浙江大学），1909年毕业。

因校内外环境之故，这段求学经历对邵飘萍而言影响深远。

从校内看，浙江省立高等学堂的前身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杭州求是书院，是杭州乃至浙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基地。学校向学生推荐的必读书目特别选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学校还规定，学生可以“每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为此开设了“书报阅览室”，内有《时务报》《清议报》《复报》《民报》《新纪报》等。

从校外看，一场大论战正在影响许多人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国外。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宣传其变法维新的思想。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创刊《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渠道展开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论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要不要革命，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革命派”提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改良派”倡导以清政府为核心的政体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政府，并逐渐推进资本主义改革。

如此环境下的杭州求学经历，使邵飘萍至少有了三大收获。

一是加深了对报业和新闻职业的认识，并且迈出报业实践的第一步。当社会思想出现裂缝，国家权力之外的思想公共领域逐渐形成，报刊成为各种思想、政治与社会主张碰撞的第一现场。梁启超的名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的报馆“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两大天职，“察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的办报标准，“常识”“真诚”“直到”“公心”“节制”等报馆造成健全舆论的要素等，都是邵飘萍从事报业的思想资源。

这段时间里，邵飘萍不仅是一个读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入学不久，他就开始为上海《申报》担任“访事员”（通讯员），投寄地方通讯。这不仅让他初步了解了新闻采写的门道，也为他日后成为《申报》特派记者埋下了伏笔。

1909年春，浙江省召开运动会，会期只有一天。邵飘萍与同窗张任天、陈布雷等人合作，办了一张16开的《一日报》。陈布雷为编辑，张任天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这张蜡刻油印小报共出20余期，每期印120份，很受师生欢迎。张任天回忆“这是我们三人办报生涯的开始”，也成为一代报人邵飘萍的办报初实践。

二是文章风格深受梁启超影响。梁启超的文章将古典学识与他所鼓吹的自由、民主、宪政理念结合起来，风行一时，影响深远，“时务文体”成为邵飘萍等青年精心揣摩的范文。一是“纵笔所至，略不捡束”，洋洋洒洒，无拘无束；二是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参差错落，变化多端；三是“笔锋常带感情”，昂扬愤激，锥心剌血，浸染着一种时代情绪。在邵飘萍为《申报》写地方通讯之初，便刻意模仿梁启超的文风。

三是在思想观点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邵飘萍身上占了上风。那场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传播，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纷纷脱离改良派参加到革命行列，就连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经过论战，“革命党之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邵飘萍与秋瑾的通信联络（秋瑾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在1907年7月遇害前5天，正是邵飘萍在杭州求学期间），后来他在《汉民日报》上呼吁“亟亟希望中华民国之完全成立”，再后来在避难日本期间拜会孙中山，等等，都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认同直至推崇。

可以说，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为邵飘萍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并教会了他如何用笔杆子战斗；而秋瑾、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为他指明了战斗的具体目标——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金华教书，同时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迎娶结发妻子沈小仍，与汤修慧结为连理……所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似乎一切准备就绪，似乎就等一个机会，一代报人便将初露锋芒甚至大显身手了。

注：图片来自网络；文中引用的素材，如果没有注明出处，大多来自以下书籍或文章：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华德韩《邵飘萍传》、郭汾阳《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林溪声和张耐冬《邵飘萍与<京报>》、方汉奇和罗章龙等《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等。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