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7岁的费孝通（1910-2005）出版了《乡土中国》一书，这本书是基于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乡村社会学”课堂讲义，后来就演变成研究中国乡土社会学的一本启蒙书籍。
本书中，费先生通过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社会习惯，将其深入研究到一种本土人际社会中的社会行为中。从而散发讨论，中国乡土社会上诞生的思想、文明和礼仪。
譬如，在熟人敲门的时候，一般门里人问：“谁啊”，如果是熟人就会说“我啊”，由门里人通过声音和说话习惯判断门外人是谁，而不会出现说：“我是XXX”这样的回答。
而再往前倒10年，则是偶然来到“江村”调研的费先生写成《江村经济》的一年。而后的数年，他陆续来到这个村子做社会学研究二十余次，通过长时间与村民的交谈与观察，得出具有普适性的一般“中国乡土社会”结论。
这其中，还包括了他在云南三村：禄村、易村、玉村的调研结果，从一个微观的中国乡土基层社会模型，而推导出关于中国“特色乡土社会”的模型。
正如他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所说：“在解剖江村这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见解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于是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中，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
什么是“乡土中国”？费孝通解释：“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事实上，成书晚于《江村经济》的《乡土中国》，是尝试通过渐进的社会经济变革，来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发展中的社会道德。这样既能解释乡村经济的结构，也能提供给一般人了解传统中国乡土文化的形态与走势。
不过说《乡土中国》总结了上自尧舜禹开始的乡土社会结构，却也不尽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清末开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切传统中国乡土文化，都在战火纷飞中分崩离析。
譬如费先生认为的“知识下乡”难是因为乡村穷，识文断字是个“奢侈”的能力，其二是因为没有老师。但他却忽略了他考察的“江村”，即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自古就是科举重镇。
清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士绅社会——中，私塾一直都遍布在各个村落，但他不服务于农业生产，也不服务于科技发展，只为“科举”。
俗话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的文化难下乡，并不以经济发展为追求，而是“学了屠龙技却无龙可屠”的尴尬境地。
其实单论费先生的每个观点，似乎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驳斥言论。但抛开现代社会发展精进的社会学体系，费先生无疑给后来人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结构”的方法。
如在论述缘何乡村无法律，他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说：在我们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叫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
一个有Sportsmanship的球员并不会在裁判员的背后，向对方的球员偷偷地打一暗拳。如果发生此类事情，不但裁判员可以罚他，而且这个球员，甚至全球队的名誉即受影响。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一简单示例即能说明，乡村“无讼无法”只是因为传统乡土社会有维持礼仪秩序的“士绅阶级”，即上述参与比赛的“所有球员”。
他们都明白“有意犯规”举动的后果，这是所有参与人员的耻辱。因为有士绅阶层所维护的乡土秩序，因此他们只需要“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样的传统，而不需要外人，譬如县官来判别是非对错。
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村镇中，礼仪规矩往往起着巨大的作用。如在许多古装电影电视剧中常出现的“祠堂”，即是这类规矩的具体形象。所有的“乡律”都是基于“祠堂”这样类似于“法庭”的地方。
又比如，他说城里人看不起乡里人，说乡里人“愚”，是因为乡里人看到城里人的汽车会吓一跳，左躲右躲，这时候城里人会拉上手刹，然后摇下玻璃，啐一口“笨蛋！”
而他有带过学生下乡，看见老乡家里长得高高的玉米，冒充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而旁边的乡人可能迫于面子，不会啐一口，但也只报以微笑。
《乡土中国》全书，费先生以一种渐次递进的方式，通过浅显易懂的比喻和寻常可见的事例，描绘出一种中国独有的乡土社会秩序。
从“乡土本色”到“从欲望到需要”，费先生用他在乡村调研的独特视角，剖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来龙去脉，并将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体系中。
在《乡土中国》诞生后的几十年内，费先生既见证了体制、教育、社会的改变，也见证了社会学从“显学”到“右派”，又到恢复的历程。
这中间不变的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结构研究的热情与思考，变化的却是他从一个士绅到知识分子的转变。
80年代的乡村工业启蒙，90年代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到后来全球化中，浦东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所面临的的社会生活压力，都在他默默的观察和研究当中。
如今大师逝去经有余年，而再翻出这本《乡土中国》，却念念有余温。若是想要了解中国，看清楚中国，这本社会学的启蒙小册子，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