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妻子在视频号里刷到一则关于2025年延迟退休的解读，兴奋地拿给我看。她才四十多岁，却已反复想象退休那天的样子。视频里说，女性职工缴满社保最低年限后，五十岁可弹性退休——对她而言，这仿佛不是政策，而是解脱的预告。
我理解她的心情。这份迫不及待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职业倦怠。她说，班上的孩子太调皮，她守得好累。其实，累的不是身体，是心。
而我，一个曾自诩为“工作狂”的人，竟也悄悄数着日子盼周五、怕周一。每天走进校园，心中都像压着一块巨石——怕学生出事，更怕家长来闹。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弱，每一次冲突都像一场风暴，卷走一点勇气，留下一片阴影。恐惧慢慢长进心里，于是祈祷平安，却又深知：问题总会来。
有时候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如今条件好了，多媒体进了课堂，压力却更大了？为什么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教育反而更难了？
我想起从前在山区小学代课的十年。工资微薄，日子却明亮。孩子课后围在我宿舍门口，拉我去家访，家长留我吃饭，塞给我青菜。那种被信任、被亲近的温暖，让我心甘情愿付出全部热情。那时的讲台，站上去是幸福的。
如今，帕尔默在《教学的勇气》中的那句话不断回响在我耳边：“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我们拥有了更先进的教育技术，却似乎丢失了教育中最根本的人文关怀。教师的权威，不再源于知识本身的魅力与人格的感召，而越来越依赖管控与音量。
我逐渐明白，职业倦怠不只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来自内心的无力。我们内心不够强大，难以化解外界的评价与复杂的教育情境；我们看重别人的眼光，却在疲惫中丢失了自己的节奏。朱永新老师说，教师应过“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而在现实的琐碎、重复与焦虑中，这种幸福，似乎越来越远。
教师的职业倦怠，究竟来自哪里？
它来自体制的挤压，也来自心灵的消耗；来自学生的变化，也来自我们未能成长的应对方式；来自教育中人文温度的流失，也来自我们在复杂现实中，那一份不知如何安放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