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在“爱国网红”的标准，和洋人玩儿的，大都归类汉奸，我太爷爷和我们家祖上都够得上“汉奸”了。另外，那会儿“国外反‘朝廷势力’”这词儿还没被创造出来。我们家和朝廷关系也不咋地不好，往上年代，祖上得罪了皇上。太监宣旨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祖上给皇上斩首了，临终留了遗言：后人都不得为官。祖上说了文言文：皇上是人，不是制度。人都靠不住，今天一个嘴脸，明天一个嘴脸。我们家就都不当官了。到了我太爷爷这代，是“东大”最混乱的年代，三七年时有满洲国、日统区、租借区。日军横扫中原，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国军眼见顶不住了。我太爷爷拉黄包车，体格好，人长得帅。我们家经济始终不差，不拉车也过得去。太爷爷小时候身体欠佳，给送寺院去练武，练出了某种习性，特别不在意面子上的事儿。太爷爷的车装饰的好看，车干净，有点儿黄包车中的“劳斯莱斯”的意思，金碧辉煌地，太太、小姐要坐车，都趋之若鹜地奔太爷爷的车去。我太爷爷的娘很老了以后说了个秘密，早年有个龙喜欢过她。这不成刘邦他娘了呀。没人信，后来又有点儿信了，她活了一百多岁，在南京路上走过，健步如飞。事儿太古怪，都诡谲。有一点儿，我们怕都遗传了太太奶奶，就是外语，她会多少门外语谁也不知道，好像她都会。我太爷爷会四门外语，上海洋人多，他们又喜欢坐黄包车观街景，我太爷爷的外语就受欢迎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一来上海用车就找我太爷爷，后来发现我太爷爷的外语能力，就想叫他去使馆做华裔雇员。不差钱，我太爷爷还是喜欢上海。那会儿的上海，没有后来那么多摩天大楼，弄堂烟火气十足，沿街到处是招牌各异的店铺（那会儿管理不到位，没统一模样），印度阿三站在街道上溜达来，溜达去。昂首阔步的洋人一转身进了银行。穿着旗袍、洋装的太太小姐叽叽喳喳地说笑着进了百货大楼。也有流民坐在马路沿的梧桐树下头，或满脸新鲜，看傻了眼，或满脸惆怅，琢磨着什么大事儿。巡捕也不管他们，站在街上抽烟东瞄瞄，西瞅瞅。无为而治，大家个人忙个人的生活，好像普通人最好的感觉就是这样了：自由自在，不惹事儿没人管你。不时有三两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木屐“啪嗒啪嗒”响着过去了。她们在战场上得胜的男人没妨碍她们点头哈腰的习惯。那时陶德曼大使崴了脚，要包我太爷爷一个月用车，去诊所换药，比汽车更舒服。得去南京，只是都熟悉，特殊情况，不好不去，我太爷爷就去了。大使不是整天用车，我太爷爷没事儿时，在大使馆外的街上晒太阳，打个盹儿。他自己有专用的屋子，可他喜欢太阳。有些人命里注定要遇上些想不到的事儿，我太爷爷这次就遇上了。陶德曼大使要去见蒋先生（咱不知道现在让不让叫总统），翻译拉肚子，陶德曼叫我太爷爷换了秘书的衣服，说：“跟我去见蒋先生，你给当翻译。”江湖救急，我太爷爷就去了。这天是三七年十一月二日。戴笠看见生面孔，有点儿不放心我太爷爷，陶德曼做了解释，说他给太爷爷作保。这样戴笠也不好阻拦，就进屋了。蒋先生之前在广场上演讲，太爷爷见过真人。那会儿大人物没那么高不可攀。我太爷爷没有翻译经验，某句话是直译还是意译是有区别的，难免紧张。陶德曼是这么开始的，说：“贵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你们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对自己的国力过分自信，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投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
我太爷爷都出汗了，好在他那会儿年轻，脑子好使。陶德曼会些中文。我太爷爷紧张还有个原因，陶德曼的话好像要规劝蒋先生投降。我太爷爷基本是直译的，很流畅。诸多人为的原因，至今没几个人知道，“东大”全面抗战的第一年军火都来自德国。我太爷爷得知这些都晕，想不到的事儿。那会儿美国还远没参战。我二太爷爷在美国开农场，家信往来中难免谈到局势。二太爷爷那会儿坚信美国人不会介入东亚战事的。美国就十几万军队，装备落后，那些兵大都在边境线上巡逻，晃荡来晃荡去，拿的步枪都是一战时老掉牙的捷克步枪。二太爷爷说：“这德性，打啥呀？”二太爷爷想叫我们去美国。我太爷爷故土难离，说看看局势发展再说。
陶德曼大使的意思，蒋先生明白，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日本方面有明确的停火条件。这次翻译蒋先生和大使都满意，太爷爷日语也很好。陶德曼大使应该是找了日本方面，没两天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议和发了电文，我太爷爷给翻译了，广田的条件是：内蒙古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停止反日政策，共同反苏，降低日货关税，尊重外侨权利等。结语是，‘东大’如果不接受，日本将随着战争的进展，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其他翻译核准了电文，对我太爷爷的翻译都赞同。
陶德曼只是个中间人，负责转达双方的意思，尽可能不流露自己的倾向性。就日本的条件，陶德曼问了我蒋先生会是什么态度。我太爷爷笑，抹不开，说他一个拉车的，不好妄议。陶德曼不以为意，说任何一个人处在当前战况下，都该有自己的看法。我太爷爷应该是觉得也是，推演了蒋先生的三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叱退，曰自古以来可有投降的天子，他虽不才，愿率全国军民拼死一战，抵抗到底。二是可以谈一谈，争取一个体面的收场，或者说喘息之机。原则上战争中止或推迟，对中国更有利。三一个是不表态，拖着，等待时机，至于什么时候有“时机”，谁也不知道。
陶德曼嗤嗤笑，我太爷爷的想法和他一样。十一月五号，再见蒋先生，太爷爷也去了。路上陶德曼给我太爷爷看了个备忘录，是蒋先生召集军政要员，在十天前召开的一个会议纪要：南北两个大战场（太原会战和淞沪会战），战况不利。全国现役部队已使用完毕，补充部队都是新兵，战斗力低下。战前储备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已消耗一半，补充十分困难。国际上，德国和意大利是日本的准盟友。英、法指望不上。苏联虽不希望“东大”战败，怕日本胜了，会从远东攻击俄国，可他们自顾不暇，明确表示不会出兵帮助“东大”。日本对华战争，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可美国也不愿为了“东大”得罪日本。这样的话，世界上有实力的国家，没有一个指望得上。“东大”是一个农业国，没有外部军火、物资支援的情况下，不可能战胜工业强国日本。德国和中日关系都不错，不想两国发生战争，担心日本会把本应用来对付苏联的力量，消耗在“东大”战场，”万一“东大”被逼无奈，在投入苏联的怀抱，不符合德国的全球战略。
老天爷呀，冷丁看这些我太爷爷都懵，说：“最终还得蒋先生定夺。…”陶德曼大使说：“你觉得蒋先生会接受和谈吗？”我太爷爷是不是接受了和龙玩儿的太太奶奶的遗传就不好说了，太爷爷脑子的确不是一般的好用，说：“先生，我觉得这样的停战条件，在战况对日本有利的情况下，好像过于简单了。”陶德曼应该是想了下，说了和谈的起因，他是在德国外长牛赖特的指示下，在中日之间充当了“信使”的角色，来调停的。到了总统府，见了面，陶德曼和蒋先生寒暄，也就是哥俩好，五魁首一类。坐下看茶说话时，蒋先生不同意日本人的条件，说：“不恢复原状（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余不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陶德曼挺错愕的，他推断蒋先生会答应，也不好说什么，就口拿我太爷爷说事儿，说：“我的翻译猜测您也会是这样。”蒋先生笑了，说：“余和傅先生都是一个民族的嘛。”这话后，蒋先生掏心窝子说：“余若一旦接受日本的此类条件，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垮，将会发生革命矣。如果日本继续发动战争，目前我们当然没有机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也决不会放下武器。如果我们顶不住日本的持续进攻，唯一的结果将是导致出现红色政权。…”
陶德曼大使和我太爷爷回去了，顺道去一家德国诊所看了下崴伤的脚脖子，汉斯大夫诊断已经见好。知道的事儿多了，就乱脑子，我太爷爷开始看些国际关系类的书。他也没啥目的，看着玩儿。淞沪会战，各种会战打下来，市民都恨日本人，大多也仅此而已，照旧在战乱中讨自己的生活，每天和日本人擦肩而过，也没啥特别反应。太爷爷喜欢日本餐食，就不再吃了，改吃汤圆、馄饨了。
11月8日，陶德曼通过外交部，叫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把蒋先生的态度转告了日本。这天不是个好日子，淞沪战场上的“东大”军队支撑不住了，全线撤退。也是这天，日军攻占太原城，太原会战战败。蒋先生的军事顾问团是德国人，11月9日团长法肯豪森向蒋先生、孔祥熙、白崇禧一干大员作了军事情况汇报。法肯豪森做了战略预判，说随着战争持久化及“东大”在经济上遭受毁灭性的重创，“东大”将会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日本也将会被全面拖垮。后来证明肯豪森给预判着了。陶德曼还是想“东大”和日本能缓和关系，找了孔祥熙。我太爷爷跟着。陶德曼说：“孔部长，战场形势如此，蒋先生关于恢复现状的要求不现实，继续战争则无异于自杀，为了在未来图强，你们应该和谈喘一口气嘛。”我太爷爷给直译了。孔祥熙不接受，说：“大使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只是喘一口气对我们毫无意义，五年之后战争还可能再爆发，我们眼下尽管无法持续与日本抗衡，倘若战争长期进行下去，这对日本来说也意味着毁灭，我们的战略是，以辽阔的地域把日本拖垮。”
回到使馆，陶德曼和我太爷爷去小酒馆喝酒去了。我太爷爷是局外人，有啥说啥，陶德曼应该喜欢这种交谈。小酒小菜。陶德曼说：“你觉得我最终能说服蒋先生一干人接受和谈吗？”太爷爷这段时间的书不是白看的，德国是为数不多从一开始就帮助“东大”的，对“东大”影响极大，若德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东大”打击巨大。我太爷爷是不是汉奸了不好说，听上去有点儿，他没说“东大”人多，地大物博，十个拼一个，也把日本人拼死了，死上两亿，还有两亿呢。太爷爷说：“先生应该给蒋先生诸公施加压力，和谈才有可能吧。”陶德曼真就施压了。德国的态度不得不考虑，既便是形式上的，也要做些工作。这样12月2日，蒋先生召集白先生、顾先生、唐先生、徐先生等一些要员开会，研究和谈。好像不是不能谈，就那会儿的局势，日本人的条件也不算很苛刻，既没有提赔款也没提在华北自治，也没让承认伪满，可以考虑谈一谈。白先生不相信日本人，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白先生的意思，广田弘毅提出的条件太低了，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蒋先生得权衡，德国的意见要给面子，和谈也不是坏事儿，就说：“余以为先以这些条件为基础和日本谈判。”
陶德曼很高兴，去诊所的路上和我太爷爷说：“这样就算有希望。”我太爷爷的意思，就怕日本人临头又变了。陶德曼错愕，说：“白将军好像也担心这个。”到了12月7日，狄克逊把“东大”的态度转告广田弘毅，广田口风果真变了，说现在即将攻占南京，之前的条件可能也要变。广田强调这是军部的意见。陶德曼后来和我太爷爷说在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上，强硬派认为蒋政府已陷入绝境，观点是：“如果我们放松作战，蒋政权显然会恢复元气，但如果我们再推它一把，他就会倒。”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提出的条件更苛刻。陶德曼傻眼了，都不好意思向蒋先生传达了。我太爷爷看了日本人的条件，说了句话，把陶德曼吓一跳。太爷爷说：“有人应该回高兴。”陶德曼说：“谁，谁会高兴？”我太爷爷说：“蒋先生。…”我太爷爷猜着了。许多许多年后，蒋先生的日记公开，就在陶德曼和我太爷爷告诉他日本和谈条件的当天，蒋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余见此为之心安。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中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至于纠纷矣。”12月26日，陶德曼硬着头皮，我太爷爷跟随着，见了孔祥熙和宋美龄。看完日本的和谈条件，两人都惊了：这不就是投降吗？蒋先生高兴呢，心里话写日记里，说谁也没说。窃喜的事儿都是背人的。
转天蒋先生召集了最高国防会议，讨论日本提出的新条件，会议开了没一会儿，蒋先生就懵了，如此苛刻的条件，还是有不少人主张和谈，包括元老于先生、居先生、汪先生等。蒋先生惊着了，说此时求和，无异灭亡，若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转天日，蒋先生再次开会，说：“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中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话到这份儿上，意见勉强统一了，决议是对日本的条件不予理会。剩下的就是拖，把日本人托草鸡了。蒋先生告诉陶德曼，以后日本再提这种条件，就不要转达了。陶德曼又叫我太爷爷去小酒馆了，很生气，日本不断修改条件，简直玩弄德国，让德国在“东大”面前丢尽了脸，说：“日本人言而无信。”我太爷爷又“汉奸”了，说：“战事对他们有利，自是会这样。”陶德曼打了个报告给外交部，那意思和谈无望，把日本人数落了一顿，就这样了。老等不来结果，日本人也气的慌，1月17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指责国民政府不知反省，对内不顾人民涂炭，对外不顾东亚和平，今后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意思是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谈判的大门永远关了。
陶德曼的脚踝老好不利索，我太爷爷想回家，还不好提，先挨着。我太爷爷吃喝拉撒支出也不少，德国人给的工资很高，花销用不了。太爷爷没事儿就跑跑银行，一个叫李玫，洋文名字凯西的大堂女经理和我太爷爷熟悉了。洋气的美女，男人都晕。这个女人不是个简单的人，等关系密切了，婉转地想叫我太爷爷搜集德国使馆的情报，会给我太爷爷钱。我太爷爷吓着了，说他想想，回去和陶德曼汇报了。使馆的武官建议我太爷爷假装答应他。我太爷爷也说他想想，留了封信给陶德曼，就回家了。戴笠罹难下葬那天我太爷爷去了陵园。若干年后他参加葬礼被拍下的照片曝光了，给抓去审问了十五天，最终被判处十年徒刑。出来后太爷爷又活了十多年。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对太爷爷不那么感冒。我妹二丫翻腾破烂，看见了太爷爷的笔记本。二丫说：“我觉得太爷爷是汉奸。…”
我俩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半。我拿不准，觉得好像是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