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沅弟（5）【1103】2024-10-12（2）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此次曾氏复出的背景。
随着湘军水陆二师在江西战场上的连连得手，咸丰八年二月，石达开率部撤离江西。由饶州（今鄱阳）、广信（今属上饶）一带转入浙江，很快便攻占常州（今常山，属衢州）、江山（与常山毗邻，属衢州）等地，并向衢州发起围攻。浙江（长三角重要地区，首府杭州）乃富庶之区，历来是粮饷的重要之地。浙江的局面，令朝廷和湘军首领们担忧。
这时，有关很有见识的御史李鹤年（1827年－1890年，字子和，号雪樵，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清朝后期官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官至河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上奏，请求朝廷速命曾国藩复出，带领旧部援救浙江。在此之前，朝廷原本是调绿营将领提督衔总兵周天受任浙江援军统领的，但因资望浅，不足以服湘军之众，于是改调钦差大臣、江宁将军满人和春，恰遇和春生病，不能就任。朝廷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统领，李鹤年的奏请恰逢其时，咸丰帝立即允准。五月二十一日，颁发上谕：“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que（守丧期满除服）······前谕耆龄饬令萧启正、张运兰、王开化等驰援浙江，该员等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待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
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在与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商量后也向朝廷上了一道请曾氏复出折，其理由与李鹤年同：“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并同意每月由湖南湖北两省各筹饷银二万两。这道奏折也很快地得到咸丰帝的嘉奖。
曾氏正处在日夜反思检讨、痛悔因失误而造成自己创业别人立功的难堪局面，深恐军事进展快速，不日将下江宁获全胜，欲作补救都已来不及的时候，突然天降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他怎能不欣喜，不抓紧？何况，经愧悔而彻悟、已进入黄老之门的曾氏，也已经意识到先前那种怨天尤人、伸手要官要权的做法亦不妥当。就这样，谕旨一旦到达黄金堂，他便精神立振，忡忧之症瞬间消失。按礼制，他还有一年多的丧期；论职守，他依然只是虚悬客寄。所有这些，现在他统统都不再提了。
浙江之行，还给她带来另一层欣喜，那便是他记得其父对他说过的一桩旧事。
他父亲少时在南岳烧香抽签，抽得的签文为“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这两句签文模糊含混，可以作多种解释，相信少年时的竹亭公看到签文时的第一想法决不会是“吾诸子当有二人官浙”，而首先想到的会是自身。只是在许多年后对自身的发达彻底绝望后，才将这句模糊的签文与儿子的前程联系起来。然而曾氏却很高兴，他将“双珠”明确地定在他与老九的身上，相信此行必定是成功的。毫无疑问，曾氏是个头脑清醒、脚踏实地的人。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心态。晚年的曾氏还说过“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的话。作为名言，此话流传甚广。究竟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这个问题且留待以后再来评说，现在言归正传。
诸多因素加在一起，曾氏一改咸丰二年与咸丰七年两次对谕旨的谢绝与讨价还价，奉旨三天后便启程。一面调兵遣将，一面遍拜长沙官场，以弥补先前不与官场相通问的大缺陷。一年前，他匆忙丢掉江西战场那个烂摊子奔丧回家，湖南官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尤以左宗棠的肆口谩骂，令他既愧又撼。皈依黄老后的曾氏，不再计较昔日的怨隙，放下卿贰大臣的架子，亲自到左宗棠家，去看望这个心高气傲的布衣师爷，并请左以篆体书写自己所拟的“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的对联，以示捐弃前嫌，不念旧恶，愿与左友好如初。曾氏这一番转变果然收敛显著，长沙官场也因此宽恕了他，每月二万饷银源源不断地从湖南解往前线，给予复出的曾氏以强有力的资助。曾氏与太平军一较长短的事业，从此走上了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