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九书》是白居易诗论的纲领，是他创作政治讽喻诗的经验总结。
它吸取了前代和同时代诗论中的进步因素，加以发展，比较全面地解决了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强烈的战斗色彩。
1.未尝著空文
首先，白居易从文学同现实的关系着眼，认为文学不仅消极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应该和当前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积极干预生活。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明确结论。
《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事而作”，《读张籍古乐府》说的“未尝著空文”。都是这个意思。
在“为时、为事”的前提下，他反复阐明诗歌应该发挥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
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政治得失，抒发情感，教育人民。这不正是孔子所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吗？
2.意激而言质
他之所以“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是因为“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
阿谀奉承的风气兴起，而补救时弊的人寥寥无几，他痛心疾首于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故而愤发之情充溢心中。
而他所提倡、所实践的，则是与这种倾向针锋相对的“意激而言质”（语言平实质朴，但能抒发诗人激愤的心情）的“讽喻诗”的诗风。
要求诗人对当时的社会弊端作如实的揭发、批判。
由于强调批判现实，因而他使诗和当前政治斗争联系得更为紧密。
白居易强调“风、雅”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他说“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情，纬之以五音”。
圣人知道用诗歌感化民众的道理，所以根据诗歌的言辞，把它纳入六义，又根据声律节奏，把它融入五音。
3.比兴传统
又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也就是说作诗的出发点就是要继承风雅比兴的传统，积极反映现实，补救时弊，使社会和谐。
白居易用“风雅比兴”或“美刺比兴”作为最高标准，以之衡量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去伪存真，于是在本篇中贯穿着大胆批判的精神，对六朝以来某些脱离现实、绮丽颓废的文风及其影响作了坚决的否定。当然他对于某些伟大作家如屈原、陶潜、李白等的批评是不无偏激狭隘之处的。
《诗三百篇》以后，白居易所最推崇的是杜甫。他又指出，杜诗虽然尽工尽善，都是可传之作，但像《新安吏》《石壕吏》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论诗宗旨之所在。
大历以后，唐代诗坛上有一部分作者写风花雪月、流连光景的诗篇，有超脱人生、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
但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运用诗歌这一文艺形式作为武器，批评政治，反映现实，所谓“惟歌生民病”，则已成为进步诗人自觉的要求。
白居易的主张，正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文学的思潮，在文学思想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白居易所强调的文章“为时、为事、为民、为物”而作的目的，主要是“为君”“为臣”，是“愿得天子知”，这表现了他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
摘抄自：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