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多少年，我家的那把老算盘，承载着父亲对我的希望。
那是一把质量上乘的老算盘，十三根黄铜档杆，九十一粒黑泥木算珠，油光水滑的花梨木边框和横梁，四角紫铜皮包角镶边。听爷爷说，这是多少年前从地主家分得的“浮财”。
在村办小学读三年级的某一天，算术老师把档杆上缠着毛茸茸布条的“毛算盘”挂到黑板上，开始教我们学习珠算。那时候学的珠算，并不是后来难度很高、需要强化训练的“珠心算”课程，而仅是一些最基本的加减法。这种教学要求，为的是让农村孩子将来能够算算工分、记记简单账目。我从家里带到学校的老算盘，是全班同学中式样最亮眼、分量最沉重的一把。
父亲那时候担任生产队副业会计，一手算盘打得圆熟准确，让村里一些上过初中的人都十分羡慕。看到学校教珠算，父亲大为高兴。他觉得，农村孩子学好珠算才是正路，掌握了这一技能，将来在农村混口饭吃，也会容易得多。
学校教珠算，安排的课时很少。上了几节课，会背诵课本上的《珠算口诀表》，就结束了。一天晚上，父亲摆出老算盘，想检查一下我的学习质量。他先让我“打百子”给他看。所谓“打百子”，就是“一、二、三……”依次相加到一百。开始二十以内，还能勉强凑合，到后面数字一大，我不是加错就是档上窜位，头上虚汗也冒了出来。看着我的窘态，父亲说道：“看来，这学算盘，还得由我给你烧烧小灶。” 此后的两三个月里，他把教我打算盘，变成了他 “鸡娃”的唯一任务。每天吃过晚饭，便一门心事教我打算盘。
他先教基本姿势和指法，首先人要坐得端正，指法必须规范。拨什么珠子该用那个手指，一开始就不准用错。这样要求，不光是怕姿势不好看，更是怕影响计算速度。教学内容呢，先从“百子”加法打起，苦练精准度和速度，在此基础上再练减法；然后打“小九九”，练“留头乘”和“破头乘”，最后学习“归除”。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夯实基础，不抄近路。到了这些都熟练掌握以后，最后又教 “飞归”——一种更高层次的简便珠算除法。
父亲教我珠算，态度极为严厉。坐姿要端正，指法要精准，计算要正确，手速要娴熟，一点不肯宽容。一晚接着一晚，每当厌倦和不耐烦情绪出现时，父亲的一双眼睛就会露出严厉的凶光，吓得我的懈怠顿然消散。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他把我带到他值宿的队场办公室，拿出一张半个桌面大小的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字，要我限时横向、竖向分别做出合计，然后算出右下角的总计，再用乘法横竖算出各栏带两位小数的钱款数，最后用“归除”算出平均值，他盯着一只闹钟，坐在一旁计时。最后，他拿出一张纸，上面是他早就算好的结果，仔细进行核对。看到横竖所有数字都没有讹误，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面露喜悦地说道：“有这火候，算是七不离八了。”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如释重负”的含义，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轻松。
父亲的算盘技艺，随着他年事渐高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逐步失去了用武之地。我虽然珠算手艺十分娴熟，后来在工作中也没派上用场。但是，父亲当年教我打算盘的那种严谨态度，还是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了积极影响，以至于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从来没有想过怎样偷奸耍滑、投机取巧。
至于我家那把老算盘，则伴随了父亲一辈子，即使后来有了使用方便的计算器，他仍然固执地使用它计算家里的日常开销。我想，对于父亲来说，算盘已不仅仅是一件工具，而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2023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