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早晨，我进入郭塬初中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宽阔的砖铺走廊，中间有一个圆形小花坛，像是把走廊从中间“斩断”了一般。走廊的两侧整齐地排列着数排房屋，左右对称。白色的墙，灰色的瓦，陈旧而古朴，庄严而肃穆。我们的教室在往进走靠左侧最里面的一排，是刚新修起的红砖红瓦房，显得格外耀眼。在右侧第三排房子的后屋檐下，悬挂着一个褐色大铁钟，犹如一个放大的巨型铃铛，下面连着一条长长的绳子，钟面铁锈斑斑，记载着学校的光辉岁月。在当时，它算是学校的“中枢神经”，“指挥”着师生的行动。敲钟可绝对是个麻烦活，每天来来回回要跑几十趟，准时准点到达屋檐下，拉起绳子，绳子上方有一个小铁锤，随着绳子摆动而敲打在钟壁上，发出各种节奏不同的声音。你听，“当当...当当...”这是下课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上课铃声，还有休息铃、集合铃声等各不相同。在上个世纪上学的人毕定能分辨出那各种钟声代表的不同含义来。当时负责敲钟是我们袁老师的爱人，大约五十多岁，齐耳短发，体态微胖，不苟言笑。不过，遗憾的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与她无关。
那是刚开学后不久的一个中午，我们正在教室里写作业，只听外面传来一阵杂乱无章的铃声“当当当当当……”学生们都面面相觑：“不是刚上作业课吗？”“这铃声什么意思？要集合吗？”“又是那疯婆子来啦！”班上几位“精通时事”的学生如是说。“什么？疯婆子？她干啥要敲钟？”“我见过。她也来我们小学敲过钟！”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教室里顿时犹如捣了一扁担的麻雀窝，叽叽喳喳地嚷开了。我那时绝不似现在这般沉稳。十二、三岁的我酷似风风火火的男孩一般，属于“好事者”。这件事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探个究竟。于时我跑出教室，刚准备探出身子向外张望，和前来教室巡视的班主任耿老师撞了个满怀，一个趔趄差点栽倒，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没能目睹敲钟人的容颜，一首顺口溜倒是在班里流传开来“XXX，爱趴码头望”。你别说，和我名字连起来还真的挺押韵的呢！
后来的许多天里，经常听到那种杂乱无章的钟声，有时每天敲几次，有时好不几天不见踪影，毫无规律可循。但每次来必敲钟，而且是两次。虽然每次钟声引起我的遐想，却再也未敢轻意造次，因而久久未能得见敲钟人的真容。直到开学约摸一个月以后，那天正在上体育课，一阵紧急的钟声响起，一位老妇人从迅速从房子后面窜到操场上来。我乘机打量了她。怎么描写她呢？容我想想吧！她个子不高，背部微驼，包着黑色的头巾，辨不清头发的颜色，穿连襟的黑色褂子，腰里胡乱系着绳索，裤筒从脚踝附近也扎着绳子，露出一双缠过足却不彻底那种“解放脚”。面色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脸上布满很深的皱纹，当时大约五六十岁的样子。她精力充沛，步履快捷，跟着我们在操场上跑。她跑中间小圈，口里不停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一……”逗得学生哈哈大笑。体育老师靠近她，对她喊“快回去，羊把你家麦子吃了！”她嘴呜哩哇啦说了几句，然后一溜烟就走了，临走之前仍不忘跑去敲敲那钟。“当当当当……”的钟声再次响起，宣告她此次行程的结束。
听同学讲，她是张维邦老师的后妻。张老师是一位干瘦的老头，谈不上和蔼，但精神矍铄，临退休前在唐洼小学教书，正是我的启蒙老师。至于他的爱人是怎么变疯的，倒是众说纷纭：有同学说，是因为她以前唱过戏，张老师待她不好才变疯的。也有同学说这位妇人生了两子，其中一名儿子是在这学校里夭折了……有同学还亲眼见过她不疯的时候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场景。至于她的身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悲怆故事？她敲钟究竟代表什么含义？我们无从得知。在当时，可能因为张老师曾经教过我的缘故吧，我宁愿相信她是因为儿子的死才变疯的。现在想想，谁又能说的准呢？
严格意义上讲，她也不算是敲钟人，但她的钟声伴随我渡过了整个初中时光。好在我们都习以为常，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为我们平添了一些谈资和笑料。听同学们讲，她的家在张岘，离学校有七、八里的路程，步行要差不多一个小时。当时她的小儿子也和我们同级上学，每次敲完钟，会跑到儿子所在的那个教室里，如果有老师上课，她在窗外看看就走了。如果碰上空堂课，她就站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唱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戏文，还会在黑板上写字呢！大家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她儿子面红耳赤，终是坐不住了，拉扯母亲往外走。这时候她的疯病似乎好多了，看儿子的目光满是慈祥。有时候早晨上操的时候就来了，到操场去，伴随着体育老师的哨子声跑在队伍的里侧，一本正经地喊着号子，队伍里一阵哄笑。有时侯碰上活动课，操场里学生很多。有些同学企图靠近她，模仿她，甚至戏弄她，又引来一片哄笑声，她也傻傻地笑着，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但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若是有人喊一句：“快回去，羊把你家麦子吃了！”她必定匆匆往回跑，临走前再去敲钟。可怜的母亲啊！有时候一天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就是为了看看儿子方才安心么？我总是远远地注视着，从未加入过捉弄过她的行列。有时侯几天不见，心里便有些牵挂，暗自猜测她是生病了还是精神状况好了一些呢？
毕业之后，我还经常打听她的消息： “那敲钟人还来吗？”
“来。几乎天天来！”
“有时候来！”
“张老师去世了已经！”
……
“听说她儿子在外面干大事了！应该会管自己的母亲吧！”
开始的几年还能探听到一点消息，后来便没有音讯了，甚至有些年轻人压根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过。
几年以后，我在一所学校里教书，那种古老的大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每当悠扬的上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那敲钟的女人的影子总在眼前浮现。转眼间，我从郭塬初中毕业已经26年了，她大约已经不在人世了吧？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