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山花开
（上《周亚夫军细柳》在即，有时间翻翻闲置在家里与本文或者该文所选自的《史记》及其作者有关的书籍，择其有意思的或引起关注的，稍加摘抄，既算是阅读，也算是备课，一举两得。下面的文字摘自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 1375年之前），该书对《史记》的评价文字不多。在评价中主要要体现的是《史记》作为史家司马迁的“自我表达”，其原因、作用和方式。这实际上也是《史记》的最大特点之一，据此去看被称为“二十四史”的其他几部，哪里还有这么多这么鲜明的个人性格在记录史实中的“表达”？哪里还允许站在这样特别的立场带着如此强烈的责任感和生命意识在如此的书写和记录呢？）
（24）假定司马迁是《史记》的唯一作者，而《史记》是司马迁对自身不幸遭遇的直接回应，这种假定因如下三个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一，《史记》的主要作者有司马谈、司马迁两人，但难以确定具体章节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二，两位作者在创作中利用了大量的早期文献；三，《史记》中相当一部分是后世增补、修订的结果。所以，无论是与成书有关的历史叙述问题，还是司马迁作为作者的自我表达的问题，我们都很难对这部巨著形成圆融连贯的解释。（《剑桥中国文学史》p133，下同）
将《史记》是为司马迁自我表达的不朽巨著，这种解读主要基于据说乃是司马迁所做的、内容互有重合的两篇文章：一是《史记》卷130的《太史公自序》，二是收录于《汉书》司马迁本传中的《报任少卿书》。这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为司马迁如何开始、如何结束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戏剧性的叙述，而这种叙述又让史记恰到好处得到地符合西汉兴起的一种观念，即使强有力的作者身份、忧患挫折激发了强烈的文学创作冲动，以及与此类创作相联系的有力的真理诉求。这表明《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叙事著作，而是如同其书中所记载的那些诗歌表演一样，它本身也是受到历史必然性驱动的文本。（p134）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作者的身份明确出现的情况，仅限于某些特定篇卷，以及每卷末尾附缀的短评。叙事本身的展开貌似客观记录，由历史事件与道德力量所推动。这写作模式借鉴的《左传》中缀以君子、孔子评断的模式，《左传》也是司马迁的主要素材来源之一。在《史记》中，史家的评论常常是高度个人化的。司马迁时而试图将违背因果、违背道德的历史事件进程理性化，时而又对其无可理喻而深感无可奈何。他批评历史人物的道德缺陷，或是赞赏其人格；他试图对不可思议的历史结果作出解释，有时也认为人物背后深不可测的天意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他对自己的材料中发现的问题感叹不已，或者以一系列疑问或是反问作结。总之，这些评断表明了他的道德、理性姿态，将他展示为既是历史的叙述者，又是历史的评判者，试图回顾性地修正历史所犯下的错误。（p136）
（25）对史家责任的思考，表明司马迁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本身。他的职责是要将过去的记忆塑造为现在、未来的典范，亦即野谚所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此为目的，司马迁表现得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求索者，他周游帝国各地，采集地方记忆，搜罗旧日文献，叹息帝秦毁坏了除秦国史之外的所有历史记录，他权衡手边的各种文献，时常惋惜文献之不足征。（《剑桥中国文学史》p137）（2018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