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与周亚夫，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熟知，这对父子是难得的名将父子，居功至伟且同样位列三公，这在还没有形成百年世家的西汉初年，是具有相当难度的，毕竟国立不久，坐视大臣连续两代居高位掌实权一般不可能，而周勃父子却因为自己的不世之功班列朝堂，属实难能可贵。
尽管如此，秉性存在相同之处的父子二人，在最后的境遇有着些许差别，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是所表现出的选择也截然不同，这又是什么情况？且与笔者一同走进这对名将父子。
最后的境遇之差，君上的远近之别
前文说过，周勃与曹参一样，在秦末刘邦起义的团队里属于丰沛集团的绝对嫡系，是和刘邦一起成长的，相互较为了解，因此先天的君臣联系便有了，在刘邦的眼中，周勃给他的印象一直是质朴刚强、老实敦厚，在相处几十年来高祖或许有过怀疑，却不曾有过忌惮，相反通常还是比较信任这个自己最初班底的老将，在先后覆灭多位异性王侯之后，他的人生也走到尽头，却仍在临死前提到周勃“安刘氏者必勃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或许是刘邦离开前的真心话。在之后的惠帝、文帝年间，周勃虽缺少了高祖那种下意识的信任，但由于其威望滔天，君上都相对尊敬，不远不疏，君臣关系尚可。
反观周亚夫，在最初的起点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尚且不是嫡长子，因为大哥获罪而平白获得一个爵位，在君上的眼中不过是为了维护开国功臣的体面，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君臣缺乏可以密切联系的“互动”（毕竟史载只有细柳阅兵），即使后来平定“七国之乱”，获得一时景帝的加官进爵，却在干预皇家之事上屡次违背圣意，景帝打算废太子刘荣，周亚夫明确反对；景帝与窦太后争辩王信封侯之事，周亚夫又是鲜明表达立场；朝堂之事上，匈奴将军归降，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此来劝降更多的匈奴人，可周亚夫搬出“非有功不侯”的祖训来反驳景帝……三番五次地鲜明表达立场，还不符合圣意，且惹怒了君上，与君主关系大大疏远。周亚夫着实不适合在朝堂为丞相，反而应当一直羁绊沙场。
父子二人，与君相伴，却只有周勃保持清醒，尽可能维系君臣的友好关系，而周亚夫一次次违背圣意，两人境遇之差，由此可观也！
屈服以保全，倔强而身死
如果仔细观察史书中周勃的言行举止，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周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在领兵作战上毫不含糊，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政治家，为什么这里笔者说是较为成熟，因为那些成熟的政治家，在上位者询问建议前便早已做好应对措施，且能在掌握大权的情况下甘心退仕，而周勃略逊一筹，但他能在其他人的指点下做出自己的选择，也担心功高震主，主动向君上谢罪辞职，在再次为相被罢免的时候也不曾对说一二，老老实实地回到封国，安度晚年，可谓明智。虽后来入狱，周勃却为轻视狱吏，在被欺辱的情况下仍主动向其求助，受到指点而得以存活，周勃最终屈服以保全。
而周亚夫在被诬蔑谋反，廷尉审议时受到其言语侮辱便无法忍受，在差官召他时甚至就要自杀，而不是动用自身一切关系去表达冤情，用了痛苦的死法来表示对审议的抗议，在绝食五天后吐血而亡，虽与几十年前算命者所言的宿命相同，但这不也是可以改变的吗？若是继续审判，哪怕廷尉再如何不公，在景帝那里也会考虑周亚夫的功与过，最糟糕的情况不过也是监禁，毕竟在他看来，周亚夫不适合为托孤之臣，但也绝对不是一个会谋反的大臣。在保全自身以后，某日东山再起，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代名将，非流血沙场，却绝食吐血而亡，着实令人感到可惜。
古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也，周勃父子（非常之人）皆以傲视功绩（非常之事）位列三公，而一个“懿懿太尉，敦厚朴诚”，另一个“守节不逊，终以穷困”，不可不谓可惜也！
低三下四未必懦弱，倔强到底难免夭亡，毕竟人活着，该低头时总要低头的。
注：经过对历史意义的探究，我想从武庙先哲开始细节性感受历史，如有不当，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