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由此种忧患意识可产生道德意识。忧患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只有小人才会长戚戚，君子永远是坦荡荡的。他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未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他的忧患，终生无已，而永在坦荡荡的胸怀中。文王被囚于羑里而能演易，可见他是多忧患且能忧患的圣王。我们可从《易经》看出中国古代的忧患意识。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 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可见作易者很可能生长于一个艰难时世，而在艰难中熔铸出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易系又描述上天之道“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这是说天道在万物的创生化育中、仁中、显露。(“天地之大德曰生”。仁、生德也。故曰“显诸仁”。) 在能创生化育的大用 (Function) 中潜藏。它鼓舞着万物的化育，然而它不与圣人同其忧患。(“鼓之舞之以尽神”。神化即天道，自无所谓忧患。) 程明道常说的“天地无心而成化”，便是这个道理。上天既无心地成就万物，它当然没有圣人的忧患。可是圣人就不能容许自己“无心”。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可见人生宇宙的确有缺憾。圣人焉得无忧患之心? 他所抱憾所担忧的，不是万物的不能生育，而是万物生育之不得其所。这样的忧患意识，逐渐伸张扩大，最后凝成悲天悯人的观念。悲悯是理想主义者才有的感情。在理想主义者看来，悲悯本身已具最高的道德价值。天地之大，犹有所憾，对万物的不得其所，又岂能无动于中，不生悲悯之情呢? 儒家由悲悯之情而言积极的、入世的参赞天地的化育。“致中和”就是为了使“天地位”，使“万物育”。儒家的悲悯，相当于佛教的大悲心，和耶教的爱，三者同为一种宇宙的悲情 (Cosmic feeling) 。然则儒家精神，又与宗教意识何异?
宗教的情绪并非源于忧患意识，而是源于恐怖意识。恐怖(Dread) 或怖栗(Tremble) 恒为宗教的起源。近代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奠基者契尔克伽特(Kierkegaard) 曾著“恐怖的概念”(Concept of Dread) 一书，对恐怖有精详的分析，其中特别指出恐怖(Dread) 之不同于惧怕(Fear) 。惧怕必有所惧的对象，而恐怖则不必有一定的对象，它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甚至超乎一切对象，故人面对苍茫之宇宙时，恐怖的心理油然而生。宇宙的苍茫，天灾的残酷，都可引起恐怖的意识。耶教视人皆有原罪，在上帝跟前卑不足道，更视天灾为上帝对人间罪恶的惩罚，带著原罪的人们在天灾之中，只有怖栗地哀求宽恕，故耶教的根源显为典型的怖栗意识。至于佛教，其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 的路向，虽同于耶教，同由人生的负面进入，但它异于耶教的，在由苦入而不由罪入。佛教的苦业意识，远强于恐怖意识，它言人生为无常，恒在业识中动荡流转。由此产生了解脱出世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