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宸灏
说话不是件好玩的事儿
说话，真的不是件好玩儿的事。
说错了，轻则挨批评，重则背处分。说对了，说的不合时宜，也遭人反感和嫉妒。说多了，难免招人讨厌。说少了，也会招来误会和不满。什么话该说和什么话不该说都得清楚。哪句话有实义。哪句话是嘘嘘。都得们儿清。什么话说到什么地步，心里大约也要有个数。说轻了，效果不好。说重了，人家委屈。要么人家说:“说话是一门艺术”。要不就连“吐槽也是一门艺术，笑对也需要勇气。”
好了，以上只是吐槽，接下来是正文。
我们每天都需要交流，除了纸上的文字，就是每日的话语。说自己的话的时候无感而自然。看了点别人的真知灼见，自己说出来便是另一番味道。
奇怪了，不都是自己嘴巴说出来的话吗？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因为那是别人的话，包含着别人辛苦的思考。尽管你说出来很得意，有时候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许多人惊讶我为什么把日记写这么多字。我有时候也挺惊讶的，语音输入不知不觉也就这么多了。我看过《政治的人生》，也看过《朱自清日记》。他们的日记写的都不多，但是贵在短小精悍。于我而言，却是不行。我努力的逼自己，训练自己，就是深爱着一句话:“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被那些思想家们睿智的语言所深深地折服了，我也想说自己的话，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
《平凡之路》
很想跟徒儿和小公主说的一番话就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象是孙少平。但有时候整夜整夜的时候也睡不好觉，怕自己一事无成，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怕自己周围的好朋友都很优秀，自己面对他/她们，最后也只能选择逃避。但还得往前走，渐渐的也就不那么恐惧了。我努力着，折腾着我自己。就算我最后归于平凡，但我却知道自己折腾过。我可以平凡，不可以平庸。
所谓命运应该这样解释:命者，为一生大概不可控制之人与事。是好是坏，得发生实际作用的时候才说的清楚。而运则更多的是自己的努力。这两个字应该拆开来讲，合起来容易搞成宿命论。
活着不是非赢即输
很遗憾，活了不过二十年，许多时候，活着就是要拼个输赢的。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大人们急着成功，孩子们急着成名。
大人们会比收入，比事业，比待遇等，他们要比我们比的太多了。有些是互相攀比，有些是被迫卷入这个乱哄哄的环境。就是要拿房子，车子拼个高低贵贱，赢了的高人一等，输了的满心不甘。
好在我们要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学习，确切的说是成绩。在高考这个竞技场上，赢了的人从此春风得意，输了的人可能却从此一败涂地。
为什么这么说？竞技的当日是分不出来的。
在这场对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竞技之后，我们踏入了不同学校，似乎我们就此认为我们从此踏入了不同的阶层。踏入一个二本学校，没什么可怕的。踏入一个差一点的二本学校，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去。怕的是我们从此认为这个落差是不可弥补的，就好像是有天壤之别一样。于是似乎输赢已定，输了的从那日竞技之后一蹶不振。
许多时候，人是最善于欺骗自己的。人为给自己设置许多落差，许多说辞。我们经常感到颓废，很羡慕人家。那么，有没有尝试着给自己写过一本书叫《沉沦》呢？
活着当然不仅仅是非赢即输，每一个品种的花都会争奇斗艳的开放，只是时间早晚每一朵花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
可怕的是，我们过早的人为的决定了自己的输赢。
肚子不饿了，欲望更多了
人得先吃饱了饭，吃饱了之后才会忍不住的去想，去捣鼓，去折腾，去创造。
但吃饱了就不意味着物质层面就圆满解决了。读《白说》的时候，我还在读柴静的《看见》。其中，她讲山西重化工业治理之难的时候讲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她们去采访山西官员，当地官员面对采访，翻来覆去也就只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现状改变困难，也只能先污染，后治理的说辞。于是赚够了钱，都纷纷逃离工业区。第二件事是继续留下发财的，每家给农民发点钱也就摆平了。于是一切如常，污染继续，生活继续，即使生活在重污染区内。今天不顾一切填饱了肚子，明天可能就没饭吃了。
况且还有一些地方的人没办法吃饱饭，所以要真扶贫啊！这几年地方再搞形式主义，恐怕二零二零年左右老百姓骂的更凶。 他们说我对基层政府的看法太过急切了，但是再不作为，还有几年呢！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血肉相连，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事关老百姓对政府的整体看法。
其实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我跟我的一些同学就讨论到了主要矛盾这个说法怎么改的问题。我当时没有把前半句话改变，把后半句话变成了不协调。我无意显示我有多么高妙的预见性或者是怎样，而是说这是这几年我们民众诉求的一个集中表达的一个事实。
欲望多了是好事，会逼着一些人与事做出改变。至于是不是我们希望的改变，短时间内还不得而知，但长期看来会是怎样。众口难调也是事实，找寻大家关于一些问题看法的公约数，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
幸福和信仰有关吗？
有信仰的人可以很幸福。但幸福不一定非得有信仰。
这个信仰分两类，一类是宗教信仰，一类是主义信仰。
有宗教信仰可以很幸福:他/她们借助宗教的教规教义安顿身心，抚慰心灵。他/她们亦借助宗教团体互相倾诉，得到情绪宣泄，心灵满足。所以内容和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幸福却不一定依赖宗教:
我们的理性是“实用理性”，我们的文化是“乐感文化”，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世界”。所以，不借助宗教我们也可以活，也可以活的幸福。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节选
但我们得注意:学者们撰文指出我们必须给予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状况以足够的重视，这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和谐乡村的建设，宗教氛围在这个熟人社区式的社会里过于浓厚，也很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指出:我们的发展史可谓是漫长的悠久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建立起所谓政教合一的国家。我们的信仰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怀疑的。平时不信不拜，临到头上临时拜佛脚，佛要知道，非得气死！所以对于这种事情不必要过度强调，因为我们发现一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者。而且基督教在中国，无论时其传播内容还是传播模式上都是做出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变。
我们必须要注意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宗教蛊惑民众，谋求分裂。这点在我国的西部和西北地区表现的比较明显。另一种则是借助行政的力量强行的去推行宗教，因为前两天读了一篇文章，得知了这种情况，还是蛮震惊的。一个贫困县居然盖了那么多教堂。我们不是说活该贫困，而是说比起物质的贫困。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精神上的贫困和整体不思进取带来的深度贫困！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宗教徒们为什么有这么虔诚的宗教信仰，但我们实在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祖父辈们坚定无比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高昂的革命热情。
我们是思想更加解放的一代人，其实每一代人，相对于前一代的人来说，都是思想更加解放的一代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里，各种主义之类的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商业元素和娱乐元素，英雄主义的崇拜，是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也就很难理解我们祖父母辈们对于国家和共产主义纯粹而热烈的感情。
爱国是爱牛肉面
《舌尖》播出后，有听到声音说“舌尖以食物为载体，凝聚了中华儿女的认同，在他/她们心中激荡起了“家”的认同”。“一碗牛肉面，竟然也能体现出爱国情感”！于是有《寻味顺德》为代表的各地区美食纪录片相继出现。
有人说矫情，我却说未必。
农业社会的中国:农民一辈子几乎就生活在那一方土地上，除非灾荒战乱和官府强制而迁徙。他/她们在那块儿与自己一生为伴的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麦子黄了，他们吃了无数顿地锅做的窝窝头，也可能在某些时候，吃过附近山上的苦涩的野菜。等到暮年，土黄土黄的他们和土黄土黄的土地，土黄土黄的麦子浑然一体。金黄的麦浪在他们的头上随风摇曳，那亲手做的窝窝头的香味，伴随着他/她们，在这块土地上安然入梦，守候着后来的子孙。生于那一方黄土，暮年又归于那一块儿黄土。夸张点说，那一方水土，都是别有味道。
时钟指向近代:军阀混战，革命不断，战乱不已。我们这个苍老的这个东方封建大国，正像一艘破船一样，在暴风雨中飘摇，危在旦夕。小家也是艰难谋生，颠沛流离。对于安定的渴望，恐怕会表现在在无数的夜里，会有无数个人梦起了家乡的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一粥一饭。这些，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是那么的思念。也会有无数个人告别家乡，辗转大半个国土时，不忘鞠起家乡的一抔土，装进告别的行囊。毕竟谁知道这年月，告别是不是永别？！
步入现代社会，我们得感谢科技革命:让我们蒸煮食物已做到精确控制。让我们得以品尝到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食物。问题只在于你贫穷或者富与快递的快慢。但是烘焙机制造的面包也很好吃，却代替不了童年大馒头的味道。尽管后者不好吃，带有浓浓的手工酵母的味道。
你在另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一个人默默努力，吃着丰富多样的食物，胃口可能也养得比较刁了。却被家乡风味一碗小面，在深夜的一个小摊上，食物无言，却出卖了你对家乡的思念。
食物的味道，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家的味道。
事实上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和西欧人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是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安土重迁，加上地域特色分明，食物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告别对于我们来说是分别，我们早晚还会回到我们出生的起点，回到那一方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上。让那些无比熟悉的食物的味道慰藉我们这么多年的漂泊。他们的海洋文明让他们在世界各地开拓，冒险，告别对他们来说是漫长人生的又一段开始。食物的味道，是味觉的丰富。至于回家的味道，以个人感觉度之，倒不是那么明显。
一碗再普通不过的牛肉面，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足以勾起你对个体小家和祖国大家庭的深厚情感。
以茶代酒，淡中得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