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头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司令挺忙，不可能天天和他唠嗑，只有警卫员陪着，他换上了一身旧军装，每天吃的伙食不同样，唯有八宝粥天天有，可他吃不惯，就让警卫员告诉司令，他要回大别山了，司令问他有什么要求吗？老杨头说，什么也不要，只想要一件军大衣，冬天帮生产队照看粮仓时穿，大别山的冬天冷着哩！
司令让警卫员带着老杨头去后勤部军需仓库挑一件，老杨头走进仓库一看，全是新军装，他不要，他说这些新军装留给战士们穿，自己只要一件旧大衣就行。最后，警卫员在军需仓库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件旧军衣，老杨头高兴地穿上了。
临别之际，司令告诉老杨头，军大衣里边缝了一个小口袋，到家后再拆开，老杨头依依不舍地和司令道别，又从北京回到了大别山。
到家后，老杨头拆开军大衣，原来里边是三十五张大团结，整整三百五十元，这是司令怕他路上遗失，特意安排警卫员给缝上口袋里层藏着的。老杨头心头一激动，泪花涌出了眼眶，大喊一声，司令啊，国家给我有照顾，伤残抚恤金有八元啦！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哟！
第二天，老杨头怀揣三百五十元钱，来到镇上的邮电局，叫营业员汇到北京，退给司令了。老杨头就是这么一个人，年轻时当红军去干革命，年老时孤寡一人在家种田，也不要司令给他额外的照顾，更不说什么要求，只是为党奉献了一生。
我高中毕业后，被招工进了矿山，再也没见过老杨头。约十年后，我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问起老杨头的情况，父亲说，你杨伯去年己经去见马克思了，他走得安详，冬天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时走的，悄无声息，我让乡政府给他立了一块碑。儿啊，我也要走了，去和你杨伯相会。
三天后，父亲真的走了，走得也安详，两个老红军又可相会在天国了。那天下午，安葬父亲后，我跪在老杨头的墓前，给他磕了三个响头。我说，杨伯，我爸也到你身边了，你们又可以天天唠嗑啦！
抬起头来，我仔细端详着老杨头墓碑上的一行大字：中国工农红军名誉军长杨步伐之墓。碑文上说，他原来没有大名，当红军时只有一个小名，全秃，是长征路上司令给他取的，意为紧跟红军前进的步伐。
此刻，夕阳洒在两坐坟茔之上，一团云烟腾飞而起，那是我给父亲送的烟把子点燃了。大别山有习俗，用艾篙稻草扎成烟把子，黄昏时候送到坟边，亲人入土要送三天烟把子，点燃照明，他在去往天国的路上有个伴，才不寂寞。我又给老杨头也点燃了一个烟把子，他们结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