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天灾人祸：崇祯面临怎样的烂摊子
魏忠贤这人，传统认为是大奸大恶。但是许多史料表明，他是足够凶恶，但并不怎么奸诈。魏忠贤会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成为权力空前的大太监的时候，刚巧也是大明官僚系统内部矛盾，已经累积到临界点的时候。
明末官僚系统的自毁
这就要说到东林党的问题了。
一般说到东林党，认为是晚明的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因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曾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所以被称为“东林党”。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东林党，因为被算作东林党的人，并不隶属于一个严密的组织。只能说，当时存在着一群价值观相近、气味相投的士大夫，他们胸怀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嘛，道德的调子拔得比较高，以君子、清流自居，严厉批判小人。
姑且还使用“东林党”这个词。
在万历时代，这批人都是积极维护太子朱常洛的地位的，万历皇帝和朱常洛相继去世，他们在天启皇帝顺利即位的过程里，又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天启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东林党的重要人物，纷纷升官，占据了朝堂上的重要岗位。按照他们的自我期许，当然，社会舆论很大程度上也认可他们的自我期许，这叫“众正盈朝”，朝堂上都是正人君子。
东林党希望按照儒家理想塑造天启皇帝，但天启从小所受的教育都不太正常，当然不乐意接受这种塑造。一帮子中老年男人围着自己满嘴大道理，搁今天的年轻人，也要觉得“登味”爆表。
道理说了再多也没用，东林党的道德君子们自然不会反省自己，而是认为，都是小人使坏。妨害天启学好的障碍，是天启身边的客氏、魏忠贤这些人。魏忠贤曾经还想和东林党大佬赵南星结交，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东林党批判魏忠贤、客氏，很多话说得非常难听。还有，说魏忠贤想要谋反之类，这种指责到天启皇帝耳朵里，只会觉得荒谬。对于天启来说，客氏是自己离不开的奶妈，魏忠贤是客氏的对食，也是个忠心的老奴才。天启是在客氏、魏忠贤的陪伴下长起来的，他们之间的感情联结，肯定是外面的文官比不了的。
东林党和魏忠贤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东林党来说，最大的敌意，其实来自官僚系统内部。
大明朝建立已经两百多年了，官场是很卷的，积压着大批升官希望渺茫，内心充满怨念的人。在他们看来，东林党恐怕就是既得利益者。东林党现在占据了最好的官位，还要强调自己是君子，稍微做点让他们看不顺眼的事，就会被贴上小人的标签。这属于自己吃肉，不分别人一口汤喝，还要吧唧嘴的行为。
早在万历时代，和东林党对立的文官就很多，很多矛盾是一路带下来的。
科举制度下，你是哪一科考中的，录取你的主考官，所谓“座师”，那对你就算恩情似海深。天地君亲师，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人伦。老师和谁有矛盾，作为学生，你也必须和谁搞对立，不然你就是小人，为士林所不齿。
所以，原来就和东林党有矛盾的官员，或者本来可以避免矛盾，但是被东林党划归小人范畴的官，不免会想，我们自己斗不过东林党，但我们可以投靠魏忠贤。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东林党抨击魏忠贤，魏忠贤迫害东林党。被东林党指责为小人的文官，则争先恐后帮着魏忠贤迫害，进而把事态扩大化，把自己痛恨的人，算作东林党，一并迫害了。
比如，当时有个叫王绍徽的，编成了一部书，叫作《东林点将录》，模拟梁山好汉的排名，列了托塔天王，加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总计一百零九人，分别对应东林党的谁谁谁。王绍徽是很懂传播的，这比单纯开具名单，显然更能成为舆论热点。名单里有的人和东林党没什么关系，魏忠贤本来也没想到要去迫害，是王绍徽希望借魏忠贤的势力去迫害这些人。当时采用类似手法的人不止他一个，不过他这个玩得最花，所以最有名。
于是，东林党的名单被越拉越长。官场内部，盘根错节无穷的恩恩怨怨，很多人都想借着这个机会一并了结。公认的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固然在劫难逃，还有很多被贴上东林党标签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也算东林党，其实就是他的对头要整他。
与其说魏忠贤利用官员中的小人，去迫害东林党的君子。不如说，大明朝的文官，在利用魏忠贤的权势，了结私怨互相迫害。
当时，很多文官拍魏忠贤马屁特别夸张，什么认魏忠贤是干爹，给魏忠贤建生祠，尊魏忠贤是九千岁……为什么会这么夸张，很多人觉得不可理喻。这当中有好多原因：
第一，有些特别浮夸的细节，不排除是魏忠贤倒台之后，有人添油加醋。
第二，有人可能也有些破罐子破摔心理。本来也是很清高的，但清高多年没有回报，于是只好投靠魏忠贤，知道自己“小人”的标签反正是逃不了了，那就干脆小人到底。
第三，还有些人其实是为了自保。因为算不算东林党，你自己说了根本不算。谁没个仇家呢？他要是给你贴东林党标签怎么办？我赶紧高调抱住魏公公大腿，大家看清了啊，我是阉党。这样东林党的标签就贴不到我身上了。
魏忠贤性格粗野，手段残忍，迫害起人来非常可怕。但是他头脑简单，把迫害面搞得那么大，本来他根本就想不到。归根结底，还是文官系统内部，早就憋着一股子邪火。魏忠贤这个权势空前之大、文化空前之低的大太监出现，把盖子揭开了，这邪火就疯狂燃烧蔓延开了。一个魏忠贤本来破坏性有限，但他导致大明文官启动了自毁程序。
比除掉魏忠贤更难的那些事
魏忠贤的权力虽大，完全来自天启皇帝的授予。魏忠贤想不到，也没能力夯实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要是真有什么大不了的野心，他就不该这么高调，而是要想方设法尽量多抓一点兵权。魏忠贤完全没有这么做。
天启只做了七年皇帝就驾崩了，宝座上换成了天启的弟弟崇祯皇帝。
崇祯和天启不同，他对掌控皇权是非常热衷的，自然也绝不可能容忍魏忠贤。崇祯怎么一步步做局除掉魏忠贤的，史料中有生动的叙事。把除掉魏忠贤的过程讲得过于戏剧化，本身就夸张了除掉魏忠贤的难度。
大明朝这个体制，太监可能倚仗皇权作威作福，但很难威胁到皇位上的那个人。尽管热爱大明朝的人，会痛心疾首地说，历朝历代，宦官的危害，我大明第一。实际上，明朝太监的权力不如东汉，更别说和唐朝比。此前像刘瑾这样的太监，权势熏天，除掉他也就是正德皇帝一句话的事，崇祯皇帝想除掉魏忠贤，也不会难多少。
只不过，有人愿意想象，除掉魏忠贤很难，而咱们皇上竟然轻轻松松做到了，我大明可算盼来了一位明君；崇祯皇帝也愿意想象，除掉魏忠贤很难，可是我做到了，我可真是明君。
所以，除掉魏忠贤这事，也让崇祯皇帝高估了自己。后来他老是觉得错误是别人的，自己没有错，这也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崇祯皇帝要面对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里任何一个，都比除掉魏忠贤难得多。
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皇帝靠官僚治理国家，而崇祯接手的官僚系统，已经烂透了。
万历皇帝长期不处理政务，大明的官僚系统就好像一台被闲置了也没有保养的机器，摆在那边一天天烂掉。这样的机器要重新启动，就要小心翼翼地除锈、上油，该松的地方松一松，该紧的地方紧一紧，然后才能慢慢正常运转起来……结果天启朝上来个魏忠贤，一通胡乱操作，很多地方都崩坏非常严重。怎样修复这台机器，是非常考验皇帝水平的事。
崇祯面对的官僚队伍，有空谈义理、文章，不懂实际事务的；有要清算天启朝的旧账，继续党争的；有只管苟住，多捞一点是一点的……不是没有能臣，但总体上看非常糟糕。
第二，每个王朝后期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过剩。
明末的人口，按葛剑雄教授的估算，是超过两亿，倾向于低估的学者，也认为过了1.5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但是，这也意味着人均的资源占有，变得非常低，出现了大量赤贫人口。这些人并没有能力缴纳多少赋税，相反却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整个社会，反而变得更脆弱，经不起什么冲击动荡。但偏偏，冲击不断。
第三，崇祯时代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这时明朝最重要的敌人，是东北的女真人。此时大明边防吃紧就行。不断追加的军费投入，成了财政上的一个黑洞。
第四，崇祯皇帝特别倒霉的是，碰到了严重的天灾。
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总结元代、明代的历史，认为有九次天灾特别严重，其中明末就占了三次。
万历前期一次，不过那时万历皇帝刚刚继承了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有底气应对灾情；然后万历后期一次，这次就让大明朝元气大伤了；然后，还没缓过来呢，崇祯皇帝刚即位，灾情又来了，而且这是元朝、明朝九次大天灾中最严重的一次。严寒、干旱、洪水、蝗灾、地震、瘟疫……接踵而至。尤其是北方，真是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情况频频出现。
第五，以上是王朝末期的老问题，崇祯时还遭遇了之前的朝代没有的问题。因为明朝已经加入世界市场了，所以也就会受到世界市场震荡的打击。
白银的流通链条，成了大明朝脖子上的又一根绞索。恰恰是这个时候，海外输入大明朝的白银急剧减少。
明朝的白银，最主要两个外部来源：一个是西班牙人控制的美洲白银，一个是日本的白银。
大明崇祯七年（1634），西班牙决定限制西属拉丁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的数量。崇祯十二年（1639）冬天，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西班牙人屠杀了2万多华人。随后，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量减少。
同时，日本的银矿矿脉枯竭，开采成本上升，也是在崇祯十二年，日本德川幕府决定禁止从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曾经给中国带来大量日本白银的路线也宣告关闭。
所以，不同于万历年间的白银缓慢贬值、温和通胀，崇祯时白银迅猛升值。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后，国家征税收的就是白银。所以，对老百姓而言，白银贬值就是减税，白银升值就是加税。
所有这些问题，对任何统治者来说，都很难解决。但是，哪怕是注定没法及格的卷子，也有考四五十分和十几分，甚至零分的区别，崇祯皇帝表现如何呢？
知识点二：进退失据：数目字管理与红夷大炮
大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
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朱由校去世，他的弟弟，18岁的朱由检即位，就是崇祯皇帝。崇祯即位之初，就铲除了权宦魏忠贤及其党羽，勤于政事，厉行节俭，一时间，大明朝仿佛有了点“中兴”气象。
崇祯任用袁崇焕，对付割据辽东的女真人，袁崇焕放出大话，五年平辽，结果一年多之后，女真人不但没有被平，反而杀到了北京城外。崇祯就把袁崇焕凌迟处死，此后明朝又连续不断承受女真人的打击。
与此同时，陕西和河南等地连年天灾，引发大规模民变，明廷想剿灭，兵力不够，想招抚，经费不足，李自成、张献忠两股势力，不断坐大。
朱由检频繁更换内阁辅臣，连袁崇焕在内，先后诛杀了一十八名封疆大吏，并起用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解决内忧外患，但终归失败。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
崇祯皇帝的时代，大明已经危机深重，可能换谁来都无力回天。但是面对艰难时局，人终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崇祯皇帝是一个悲壮的失败者，还是一个让失败变得更屈辱和闹心的昏君呢？
评价一个皇帝，最重要的指标，是看他制度层面的设计与变革。
多年以来，困扰大明朝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没钱，一个是军队战斗力太差。这两个困境，崇祯皇帝应对得如何？是让问题有所缓解，还是变得更严重了？
先说钱。
有必要先替崇祯澄清一个不实指控：
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李自成的大顺军打进北京之后，发现皇宫内库里，还有白银三千七百万两，甚至有书说是三千七百万锭，而一锭是五百两，那就是一百八十五亿两白银。这个数字一听就过于离奇，所以有当代学者给除以十，说一锭五十两，但十八亿五千万两这个数字也一样大得离谱。
和这些夸张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有个正四品的锦衣卫佥事叫王世德，北京城破的时候逃了出来。后来王世德回忆说，万历朝，皇帝确实囤了不少钱，但天启年间，钱都被魏忠贤糟蹋掉了。野史传闻，说崇祯皇帝还有多少银子，我是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存着这些银子。
王世德是事件亲历者，他的说法，应该比有些传闻可信度要高些。而且，他的说法也很合理，因为魏忠贤掌权的时代，确实有几笔特别大的开支。比如，万历时皇宫三大殿被火烧了，二十多年一直是一片瓦砾堆，魏公公给重建了，魏公公也不可能是掏自己的钱，还是拿皇上的钱往皇上身上使。
还有记载说，曾有户部侍郎请求崇祯发内帑，拿私房钱出来。崇祯悄悄对他说，内帑里也没钱了，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如果王世德的说法属实，这里崇祯也不是演戏。
崇祯朝，太多人被各种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下，说皇帝有钱不花，就是压榨我们，很适合发泄情绪。内库还有很多钱的谣言就被炮制出来，越传越广。
所以，崇祯不是有私房钱掖着藏着舍不得花，而是为了保自己的江山，确实把内帑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但是于事无补。
大明朝的税收体系实在太糟糕了。黄仁宇先生有个概括：明朝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没有数目字管理”，没有设计出一套合理的KPI。
对这个说法，很多学者是不同意的，他们的反驳是，这个属于超历史的要求，十六、十七世纪，世界上哪个国家有数目字管理？都没有。
当时，欧洲国家确实也不懂数目字管理，可是欧洲国家对很多领域就没有管理，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大明朝是既不懂数目字管理，可是又什么都要管，结果从上到下都在糊弄，因为只有糊弄，才能应对这套根本不合理的KPI。
有个最典型的例子：
公元1645年，清军攻下南京，在玄武湖的黄册库中发现，明朝的黄册（也就是户口与财产统计册）已经编造到了崇祯二十四年。崇祯十七年，崇祯皇帝就在景山上吊死了。如果有崇祯二十四年，应该是公元1651年，这还没到呢，怎么黄册已经编出来了？因为黄册十年编一次，上次编黄册的时候，有官员想，反正是糊弄，顺手把十年后的也编好了。
这个税收系统，也就注定了大明朝没有能力进行充分、高效的社会动员。回到一个经典问题，大明朝的税，到底是太轻还是太重？传统说法是太重，导致官逼民反；现代有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拿了一堆数据比来比去，得出结论是，其实大明朝收的税是真不多。
其实，只要不抱太多成见，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既太多，又太少。从老百姓感受到的压力来说，税收得太多，简直是不给人活路；从朝廷最终拿到手里的银子看，税收得太少，根本不足以应对开支。
崇祯要想开源，于是在正税之外，加派三饷：为了应对东北的女真，有辽饷；为了平定各地民变，有剿饷；为了锻炼地方部队，有练饷。这是所谓三饷。结果朝廷收到的钱并不太多，民间却已经被压迫得哀鸿遍野。
崇祯要想节流，除了自己节俭外，最著名的做法是驿站系统大裁员，无数下岗的驿站工作人员里，有一个陕西延安府米脂县的驿卒，叫李自成。
当然，李自成出头是有偶然性的。但明朝的驿站，需要做特别多的基层组织工作，又迎来送往、见多识广，这个系统里诞生有领导才能的人，是大概率事件。所以，这真属于裁员往大动脉上裁。
再看崇祯如何解决兵的问题。
朱元璋设计的军户制度，很早就腐化得不管用了。明朝中期以来，明军将领给系统添加了一个外挂，就是家丁。将领养家丁，家丁构成了军队的骨干。打仗了，将军带着家丁硬顶上，大部队呐喊助威，放屁添风，家丁赢了，就掩杀过去。
这个外挂拉高了明军的下限，但是也限制了明军的上限。
家丁的规模是有限的。明朝历史上家丁最多的将军，是万历朝鲜战争时的李如松他们家，他爹李成梁据说有7000家丁。但他是个特例。一般高级将领，而且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高级将领，也就千把家丁。也就是，明朝经常号称多少万大军，但骨干就是这千把人。用家丁作战，对将领的要求是，你要身先士卒，家丁害怕将领出事自己收入没了，也就奋勇杀敌。所以我们看到，明军的将领很容易遇险，而一旦战败，将领的阵亡率特别高。
以家丁为骨干的明军，不是女真人的对手。反正，明军要想改变被动局面，必须要对军事系统来一次真正的升级。而在崇祯刚刚即位的时候，还真有升级机会。
那就是，系统学习西方的战术和武器制造技术。
明朝前期，中国的火炮和欧洲还差距不大，甚至于某些环节还可能领先。但从16世纪下半叶，也就是隆庆、万历年间开始，欧洲全方位突飞猛进，冶金铸造、弹道科学、标准化与战术体系……这不是某个单项指标的进步，而是系统突破，中国已经远远被甩在后面了。
好在，差距还没有大到你的东西我都看不懂。中国要学西方，有个便捷的途径，跟澳门的葡萄牙人学。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后，和大明朝之间，还是有一些良性互动的。尤其是荷兰人来了之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是敌人，大明朝也觉得荷兰人更危险，所以这时是大明朝和葡萄牙人联手对付荷兰人的状态。
明军几次惨败给努尔哈赤，明朝东北边疆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于是信仰了天主教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建议，招募澳门的葡萄牙人，购买西洋火器。所以天启年间，就有一批葡萄牙军人和火器到了北京。
后来，朝廷还是觉得，葡萄牙人靠不住，于是就把军人遣返了，但火器留下了。天启六年（1626），明朝方面取得了所谓宁远大捷，袁崇焕就是用这些大炮，依托宁远城墙，炮轰女真军队，取得了胜利。甚至于有传言说，努尔哈赤都在这一战中受伤，不久后就去世了。
下一年明熹宗去世，崇祯皇帝就即位了。宁远的捷报显然给了大明朝廷很深的印象，当时的兵部尚书给崇祯皇帝上疏，题目就叫《神器无敌疏》：
查广东香山嶴商慕义输忠，先年共进大炮三十门，分发蓟门、宣大、山西诸镇。宁远克敌，实为首功。京营止留伍门，臣部蚤虑，万一有警，非此不足御虏，节次移文两广督臣，再行购募。（梁廷栋《神器无敌疏》）
称西洋大炮为“神器”，还强调“无敌”，真是推崇到极点了。
这时崇祯还是表现得很敏锐的，很快就计划再去澳门招募军队，购买大炮。
澳门的葡萄牙人会议讨论后，一致同意满足中国皇帝的要求。这时候，葡萄牙人还真是没有对大明朝保守军事秘密的想法，因为大明朝经济优势还在，白花花的银子砸过来，澳门的葡萄牙人很难抵御诱惑，所以愿意卖武器，教真本事。还有，当时葡萄牙人在澳门住得很不舒服，因为和广东的官员处得不好，觉得自己经常被敲诈勒索，就想通过获得皇帝的好感，改善自己的处境。
于是，七个葡萄牙人，带着二十几个黑人、印度人，或者混血儿，携带十门大炮，三十支鹰嘴铳（一种个人持握的火器）北上。
这支队伍慢了一步，没赶上崇祯二年的北京保卫战，但此后发挥了很大作用，指导明朝造了大量火炮，帮助明朝培训了很多炮手，可以说大大提升了明军的素质。
崇祯三年，澳门决定向北京再输送一支军队，这次规模比较大：有一百六十名葡萄牙士兵、二百名澳门本地士兵，以及一百名非洲士兵和印度士兵。大明朝廷为此支付了五万三千两银子，而为了对付女真人征收的辽饷，单是正额就高达每年五百二十万两。就是说，大明朝只花了辽饷百分之一的银子，就换来了一次系统升级的机会。
结果如何呢？
崇祯四年，葡萄牙士兵已经北上到南昌了。但这事，到底被一些广东的官员搅黄了。因为他们害怕葡萄牙人立功了，会要求大明开放更多的海外贸易口岸，广东就失去了特殊的优势地位。当然，嘴上说得很义正辞严，这些西洋鬼子靠得住吗？我大明又不是没有火器，一定要学习洋鬼子的技术，不是让人笑我大明无人吗？徐光启是基督徒，他就是想传教……崇祯皇帝被说动了，这事也就半途而废。
至于第一批北上的葡萄牙人，结局还是挺让人唏嘘的。他们表现相当尽心尽责，培训了很多明朝军队，其中著名的将领，包括孔有德、耿仲明。后来，这些明军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了兵变，这些被指控靠不住的葡萄牙人，没有参与，结果将近一半被他们训练出来的军队杀死。
到崇祯六年，孔有德、耿仲明带着大量火炮，从鸭绿江口镇江堡登陆，投降了女真。这事把皇太极激动得不行，亲自出郊十里相迎。明朝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努力最终失败，反而是帮助女真完成了升级。
崇祯时代就是这样，财政上，固然是捉襟见肘，可是再捉襟见肘，比起女真，比起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甚至比起葡萄牙人这些洋鬼子，都还是有钱的，可是钱总是花不到地方，最后往往就是便宜了别人。
所以在制度建设层面，崇祯皇帝的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
当然，这些事情确实很难，大明两百多年延续下来的问题，早就积重难返，崇祯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也没有接受过如何当皇帝的教育，对他倒也不必苛责，但也很难找到赞美他的理由。
制度层面的问题改不好，那么崇祯皇帝面对危局时，战略规划、人事布局上的得失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