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还有三天就是除夕了。我带着怜萱在长沙这家眼科医院住了整整八天了。由于大年在即，原本生意非常红火的医院也渐渐地空了。眼疾患者毕竟大都可以等个十天半个月，把红火的年过了再来。当然，孩子们例外，孩子们逢寒暑假，把眼疾医好最好。白天，医院的走廊里尽是孩子们稚气未脱的面孔，无所顾忌的笑声。年后，十多天就开学了。
现在医院里的床铺渐渐空了起来，天蓝色的窗帘也箍得规规矩矩的，宽大的铁板床上只留下白色的床单。医院的床比我见过的医院的床铺都宽大，可容病人与陪护人员同睡，不必缩手缩脚，这一点倒是非常人性化的。每一间病房里都加了两个床位，大多数病人是慕名而来的。
十一年前我来长沙的这家医院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术后的情况一直不错，近视也没有复发，所以在怜萱近视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家医院，虽然听大家的意见是专业的眼科医院费用会比三甲医院贵很多。
尽管是十一年前来过，但是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这家医院的记忆。我和怜萱一下双峰至长沙的客车，甚至没怎么停留，就找到了这里。
怜萱的近视速度增长得比她的身高、体重增长的速度不知快了多少倍，上学期九月一号在眼镜店里配的眼镜，一个多月，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学校检查时，双眼的镜片就增长了一百多度。当怜萱的班主任老师，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我时，我大吃一惊，大约一个星期后，就与老公从广西赶回湖南。老公早就打算回家给家里的新房搞装修的，我是临时见怜萱视力下降过猛回家的。我自己近视过，就是弄不明白怜萱视力下降过快的原因。
一个多月，怜萱可是耐住没有看电视。不足十天去娄底爱尔眼科医院测怜萱的视力，双眼戴镜从0.5下降至0.4，要知道两个月配镜时都配到了0.8呀。
眼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对怜萱的视力下降过快忧心忡忡，甚至失眠了两夜。一开始，我只是跑了县人民医院，看五官科。看来我得跑更专业的医院才行，术业有专攻。
于是，我带着怜萱，来到了我当年做近视手术的这家医院。
病室里的病友几进几出。同楼的病人大多是老人与小孩。十岁左右患斜视近视的小孩，六十岁左右的患白内障角膜炎，青光眼的老人家。
我们对面床的小朋友是个九岁的男孩子，他名叫新龙，陪伴他来做斜视手术的有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快要读完大学的舅舅。他比怜萱晚住院一天，却是同一天手术。小朋友们一问一答几回合后，就很亲近，成了朋友。
七八天的交往，不仅新龙和怜萱，我和新龙的妈妈也混得很熟。我们或趴在白色的床单上，或是盘腿坐在床上，一起陪孩子们下跳子棋，一起玩成语接龙，偶然，也相约一起去吃饭。
新龙的爸爸在新龙住院第二天，回家忙生意去了，他家离长沙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手术当天，有七台全麻斜视手术，最小的小朋友五岁，最大的十九岁，大多数都在八岁左右。当天，陪伴新龙做手术的是他妈妈和他舅舅。除了怜萱和新龙在同一病室外，其他的小朋友都是在其他病室。
手术前夜，两个孩子一块儿把跳子棋盘摆在怜萱的病床上，我陪孩子们下了一局，九点钟时，孩子们被我赶着睡觉。俩孩子不听，于是他们把战地转移到了新龙的病床上。眼科医院没有电视机，家属们只能看手机。我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地眼皮就合上了。病床尺寸较宽大，稍后，怜萱挨着我睡下。
十点半左右，我恍惚间听见怜萱说自己饿。睁开眼睛，瞅见她正在拉开病床旁物柜的抽屉。“妈妈，我的肚子都空了，刚才被我全部排泄了。”
手术前八小时不能进食，六小时不能喝水。术前，我给怜萱准备的是易于消化的蛋糕。平日里怜萱的食量就不算少。我掀开白色被子，俯身打开柜门，把剩下的两块蛋糕递给了她。她吃得津津有味，三两分钟就把蛋糕解决了。漱完口，孩子睡得很安稳，对面的新龙也一样。两个孩子像两个战友，他们牵手走上战场，一点畏惧感都没有。
年关将至，医院里的病人仍是出出进进。往往是，病人还未结算，换床单的阿姨就把床单换上了干净的。在我们住院后进来的是一位患白内障青光眼的伯伯。
这位伯伯穿着深灰色的衣裤，脚上蹬一双黑色的虎头皮鞋，没有陪人。伯伯是娄底新化的，与我们双峰挨得很近。他就睡在怜萱对面的加十床。
他抬头看一眼聊天对象，瞬间又勾着头说话，声音里夹挟着哀怨与无奈，他说他有三个子女，两女一男，一女嫁远地，一女嫁本地，都没得什么彩礼钱。小儿子快三十了，在广东打工，连婚都没结，难以娶到老婆。年轻时在土地里刨食，没留下多少钱。现在家里的钱都被他治眼疾，用得所剩无几。
三年前，新化的这位伯伯在省里一家数一数二的综合医院，将右眼做了青光眼手术，手术花了四五万，手术失败后，右眼也瞎了。现在左眼又故病重发，目前只有0.2的视力了。医院又建议手术。
“又做手术，医院又不能打包票能成功。老了，老了，到头来成了瞎子。”大伯唉声叹气，“当年，我曾见一个瞎眼的婆婆拿着一只死老鼠当红薯吃，没想到，如今我也将落到那个下场。”单眼0.2的视力，真不知，老伯是怎样辗转几趟车，从新化来到省府长沙的。
一天晚饭后，我从外面的超市买了龙眼进医院。在病房里的水龙头下面洗了，端到两位青光眼患者伯伯的面前。新化伯伯感叹，“我们遇见好人了。”另一位同病相怜的安化大伯低着头说:“世上还是好人多。”一个小小的分享水果的举动，在各自失明了一只眼睛的伯伯们心里就成了好人了，就成了怜悯情怀，让他们感激。尽管，两位老伯并没有品尝我买来的水果。后来，他俩倒是请我帮过几次小忙的。
新化大伯在医院里，由于没有陪护，所有的事宜都赖他那台2G手机和亲友们沟通。他的左眼并不打算做手术，他害怕手术将他仅存的一点视力剥夺。他住在医院里的性质是留观，新农合是不给报销的。大伯觉得，眼科专家开完药后，他在医院里留观的意义不大，于是，打算看完专家领着药回家。
新化大伯在回家前一晚打了好几通电话。斗大的字他都看不清晰了。他向我借纸、笔。我从包里找出纸笔，见大伯摊开手摸索着找手机。我把他指点的电话号码抄下来，把字体写得比平日里大了一倍。
新化伯伯鼓起了左边的好眼，将脸凑到纸边，仍摇头说看不清楚。于是，我在笔尖使足劲，把11个阿拉伯数字写成了肉丸子大小，伯伯终于点头，微笑着说看得清楚了。
新化伯伯与安化伯伯年龄相仿，又是同病相怜，知心话自是多。新化伯伯左眼发炎，他等的专家姓蒋，是位年过八旬，早年间留学海外的女青光眼专家。我为新化伯伯抄写电话号码的第二天，大清早，大概六点钟，伯伯就摸着床边起了床。漱洗完毕，整理好黑皮包，缓慢地往外走。我穿衣准备上洗手间，此时的病房一片岑寂，大家都裹在白色床单里。
“叔叔，你上哪去？”我盯着新化伯伯问。这些年，我的口头习惯叔叔这个称呼，无论是比父亲的年龄大十岁还是十几岁的老人家。
“排队看门诊去。”伯伯回答。
新化伯伯前脚刚走，他的床单就被换床单的阿姨换了新，新化伯伯又转回来，说还想住一天，午后，还是收拾东西走了。清洁工阿姨小声嘟囔了一句，白色床单又换了新，新洗的被子也从推车上搂到了病床上。十分钟后，住进了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做近视手术的高个小伙子。
小伙子是长沙本地人，他的近视手术选择的是目前最先进的晶体移植技术。技术先进，所用不菲。让我这个在十年前做了准分子激光手术的瞠目结舌。他跟我们聊天时说，他读小学四年级患的近视，跟小病友怜萱和新龙打趣时，说他读十三年级，并问俩小朋友读几年级。他还告诉我们现在他们班上只有三位同学不带眼镜。如今在大学校园，不戴近视眼镜的是熊猫。
我们左手边患青光眼的安化伯伯，给他陪护的是他儿子，一天大概只有两三个小时陪在病房里。他儿子不在时，他的眼药水滴不到位，他央我给他点。安化伯伯躺在病床上，手术失败后变瞎的左眼睁着，他自己用右手食指拉开下眼睑，眼球散布着近四分之一的血红，比整层斜视手术后满眼血光的小朋友还令人惊愕，恐怖。后来，我见安化伯伯摸索眼药水时，主动给他滴过几次。不该辜负了安化伯伯与新化伯伯赞扬的那两个字“好人”。
安化伯伯尚存一丝视线的眼睛里灌了脓，医院要求手术前后必须把脓水快递去北京化验，并且年后才有结果。父子俩静默了十多秒，主管医生瞧瞧父亲，又转眼瞅瞅儿子，让他们尽快拿主意。年悄悄而至，此时，已是腊月二十四了，小年。父子俩足足商量了十分钟，才对返回的主管医生说，他们要求出院，明年再来手术，反正明年才能等到化验结果。
后来，病房里一个做斜视的小朋友出院后，又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在家人的陪同下住进来。大爷的眼睛里长了异物，必须手术，可手术前后得花十几天时间。家人们一商量，立马出院回家过年去了。
病房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刮着，走廊晾衣架上的衣服一天比一天少，窗外的视线一天比一天开阔，病房里逐渐宽阔，寂静了。怜萱与新龙两个小朋友留在了最后出院，我和新龙的妈妈，两位家长也渐感冷清无聊起来，出院的意愿日渐迫切。听换床铺的阿姨说，我们出院的前一天，就有三十多人出院，累得她手脚酸痛。出院前一天，同楼层的小朋友互相串门，一起玩耍，大家都为即将离别，出家过大年而兴奋。
我和怜萱离开病室时，病友和陪床的家属全部离开了，病房里只有抹得一尘不染的床铺和柜子，还有擦了几遍的地板。年，翩然而至，终于可以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