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老妈是个很现实的人。
从她对婚姻的态度上便可知晓。她对老爸说不上爱，只是觉得嫁给无论哪个老干部都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们的谈恋爱，无非是单方面地谈。老妈负责谈，老爸负责听。“瓜得很。”老妈后来评价道。“大老粗一个，直戳戳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瓜眉瓜眼的把你看着。”在一个洋学生眼里，老爸还有很多缺点，权衡之下，都无所谓了。老妈的同学跟她一样，由组织出面撮合，大多都嫁给了老干部，事实证明，除了文革，后来的小日子都过得不错。当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土改和镇反。一夜之间，地主声名扫地，其中不少人还成了反革命。一个区委书记就握有生杀大权，说枪毙谁就枪毙谁。老爸时任税务所长，身后屁颠屁颠跟个通讯员，还带着枪。这在当时是很牛逼的。
老妈嫁给了老爸，原本的称呼“周同志”又多了一个：周姨。这个称呼只在一个圈子内专用，那就是南下干部的家属圈。当地女人的称呼按年龄分为大姐，大嫂，姆姆，婶婶，孃孃，婆婆等。哥哥结婚后，嫂子的家人按当地习惯称老妈叫“魏姆姆”，老妈相当反感。她说，我有名有姓，又不是家庭妇女，咋个会是姆姆？还有一句话她没说：我丈夫是南下干部。
建国初期，我家在小镇上绝对属于高收入家庭。老爸常常与一帮老同志在家喝酒，下酒菜一般是炒鸡蛋，卤肉。从结婚到困难时期，老妈都过得很滋润。
因为频频生产，老妈的身体垮了。为了照顾影响，老妈选择了退职。谁知这一退便进入了困难时期，用不完的钱变成了完全不够用。
老妈的身体本来就需要滋补，280元退职费却只能买些老菜帮子。老妈开始发展养殖业，家里养了兔和鸡，还与人合伙养了猪。老妈经常领着我们到乡下扯草，问别人要柚子皮。柚子皮有一层厚厚的瓤，加一点米粉蒸熟了就是粉蒸肉。老妈还偷偷买黑市粮，千方百计满足一家四口的胃。我们家的人也是太能吃了，能吃的东西却太少了。老爸饿得全身水肿，老妈骨瘦如柴，我也曾饿得昏倒在放学的路上。本来钱就不够用，每月还得寄20元给河北老家的奶奶。按照惯例，还得存钱以防万一。老妈开始跟邻居赵婆婆学习做泡菜和干盐菜，学习做豆瓣和豆豉以及臭豆腐。后来，周记泡菜成了老妈的绝活。最困难那段时间，泡菜也不敢敞开吃，哥俩稍微多吃了两口，老妈便会厉声喝斥：咸不死你！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多病，营养不良，老妈成了个药罐子。她发病的表现是浑身冒虚汗，随时都得在背上塞个毛巾；咳嗽，咳得死去活来。多年以后，老妈还是动辄就要冒虚汗，按中医的说法好像是肺气虚。一个身穿列宁装，英姿飒爽的女干部，忽然便成了一个农村的贫病交加的老婆婆。
困难时期过后，老爸的老战友，商业局局长，老红军屈本文帮老妈重新安排了工作。老妈成了煤建公司的收银员，负责收钱，开票，月收入28元。老妈倘若不退职，收入自然远不止这个数，而且她退休后的待遇也会高得多，因为前者是国家干部，后者是工人。
好歹又过了几年好日子，文革来了。
老妈一直没有跟我聊过她在文革期间的心态，不知道她会不会为嫁给走资派而暗暗后悔。我所知道的是，老妈完全遵循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训，无比忠诚地捍卫着这个家庭。在老爸挨斗挨打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都要花八角钱买一只卤鸭子。老爸在栖贤乡蹲牛棚时，更是隔三岔五地派我们哥俩送去好吃的食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老爸都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我妈，就是为他遮风避雨的港湾。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