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管子》学习第29天《立政第四》篇第7段

原文阅读

      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

右『首事』。

字词注释

[1]将：将要。举：兴办。

[2]为：做。

[3]数：通“术”。办法，规定。

[4]立事者：指主持办事的人。立事，指具体办事。立，通“莅”。

[5]计事致令：统计进展情况并上报君主。计事，指总结工作。

[6]复赏罚之所加：汇报赏罚令的执行情况。

[7]令之所谓：法令所规定的。

[8]虽：即使。功利：功效，利益。

[9]首事：事始之事。指君主最初发布的举事命令，即君主“举事”前所发布的有关赏罚细则。

译文参考

        凡要成就事业，必须先制定法令。这就是说做事之前必须对有关的赏罚准则有所了解。负责人必须严格遵守法令进行赏罚，向君主上报的时候，必须汇报执行赏罚的情况。凡是办事不合于法令要求的，即使事有成效，也叫“专制”，那是死罪不赦的。首先发布的办事法令颁布以后，就可以遵照执行了。

以上是“首事”。

核心内容解读

        本段内容中，《管子》明确提出，不论什么事情，都要法令先行，正所谓“凡将举事，令必先出”。为了保证这些法令能够得到贯彻执行，还明确规定：“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确定了法令，并公开地宣布传播，再以清晰的赏罚制度来保证法令的执行。这样，以法治国的思想在制度和执行层面都得到落实。

        此段非常重要，还因为此处透露出传统中国文化对“专制”的定义，办事不符合法令的，即使卓有成效，那也叫“专制，罪死不赦”。即若有法不依，目无法治，即使治国有功，也是罪大恶极的专制者。如果只讲效率、不辨是非，视法律如无物，这种人或可带领国家走向富强，因此，治国须先遵法，否则效率再高，却极其危险。

        管仲的政见是否得以全面实施目前尚无考证。但是，管仲的传法方案以及所提出的“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的“明法”思想对后来的法律传播理论有着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其方案被视为一种成功的模式。法令之畅通自此与国家之强盛、执政之贤达建立了潜在的因果关系。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流变（上）

          回顾我国法律传播的历史，最早有“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象而民知禁”的传说；《国语·齐语》记载：春秋时期，管仲（公元前719—前645年）亦提及周昭王、穆王“设象以为民纪”的传法手段。从《尚书·吕刑》中关于周穆王制刑法的记载分析，两者应出一源。这里的“象”指的是“象刑”，即“模写用刑物象，以明示于民，示民知所愧畏其状”。大概是将用刑情景用绘画的方式公之于众，以为警惧，后引申为公布法律。

      我们在《管子·立政》篇前几段中还学到更具体的传法方案：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

        按照管仲的规划，每年正月初一，国君向全国发布法令；大朝会之时，五乡（一国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当着国君的面学习法令；太史宣布法令后，底册存入太府，并在国君面前把法令文书分发下去；乡师出朝以后，再向本乡所属官吏颁布法令，最低到游宗（一个国家分乡、州、里、游四级行政区划）。

        有据可查的法律与传播（宣教）活动建立的直接关系，应该是从春秋子产（公元前536年）、赵鞅（公元前513年）“铸刑鼎”开始。他们在提出成文法的同时，突破了秘密法的管制思路，将刑律向大众公开。

        战国前后，“悬法象魏”（将法律条文或普法图画悬挂于宫门或通衢之处）已经成为各诸侯国的常用做法。这个时期，法律传播理论逐渐丰富。

        商鞅继承管仲、子产的政治遗产，在《商君书·定分》篇中阐述了法家由“明法”而达到“自治”的路径。此文以法制史上著名的“孝公难题”开场。秦孝公问商鞅：“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执政者都面临的难题：法令怎样才能让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明确了解并且认真遵守，在执行过程中又严格依法行事，没有偏私？

        针对此问，商鞅提出一系列与传播策略紧密联系的“明法”方案。第一是“为法令”，立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第二是“置官吏”，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专职法官或法吏，进行法律解释，法官对法令的解释必须一如原意，不得篡改（民众咨询时，法官的解答记录分为两联，一联给问询者，一联封存留档，作为凭证）；第三是“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剟禁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将法律藏于密室，此为最终依据，每年一次颁发给法官进行核对。不难发现，禁室之法是管仲“入籍太府”方案的进一步发展。

        商鞅提出“明法”的历史语境，是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民众服从命令，贯彻“农战”政策，而且需要剥夺贵族权利，为改革清除障碍。因此让民众了解法律，一方面是使其主动遵守法律，即“自治”，另一方面是通过知法民众对官员和贵族阶层的权力滥用进行制约。提出“两联制”和“禁室藏法”都是为了防止权力对改革的干扰。当然，“禁室藏法”还有着更深一层用意，即执政者拥有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这和当代的法治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商鞅创制了“法律咨询”这一重要的普法形式。在商鞅的设计中，这既是一种传法方式，也是唯一的民众教育手段。他明确指出“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将法律传播提升到为天下师、为天下定名分的高度，本质上是推行以法为教的文化专制，从而为强秦政治和农战政策保驾护航。

        商鞅的设想到底有没有实施，至今仍为悬案。孤证是《韩非子·和氏篇》说其“燔诗书而明法令”。今人徐忠明甚至认为，商鞅设计的严密的法律解释系统，在秦汉以降的帝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制定和实施。但是商鞅的法律解释制度其实预示了后世法律宣传的基本意图，即法律宣教只是为了让百姓知道法律、遵守法律、甘当顺民，而非确认民众的权利，百姓仅有义务和责任；“以吏为师”的设想与专制统治正好合拍，从而导致法律解释的唯一性和传播渠道的单一化。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传播政策史》，何勇，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