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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与伯乐主题写作【重器】

一

再一次踏上层云山这片热土时，我心中还是难抑激动。

雨后的小树林，蝉声渐渐卷起热浪，层层叠叠的叶儿不时抖落水珠，夹着泥土的腥气沾湿我的头发。给哨兵检查过记者证后，我径直沿着小路走进营区。

小路上没有人，暮色更添几分萧索，我不由得加快了步伐。路尽头，忽然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大步流星地迎面走着。

“嗨，这不是小宋儿记者吗！又见到你啦。”

来人热情地开口，熟悉的儿化音，瞬间将我脑海中那个模糊的印象，工笔一般描绘出来。

“团长，好久不见。”我快步上前，情不自禁地绽开笑脸，“我又来采访啦。”

“太好了，太好了，你上次回去，小孩们念叨了你好久，都盼着北京来的小宋儿记者，再在这山窝窝里，陪大家住几天。”

“哈哈，我这不来了嘛！话说团长，你咋一个人来这转悠呢？”

“你不会以为我只会加班吧。”团长朗声大笑，又有些神秘地说，“我来这摘杏儿。”

我这才注意到，路旁竟是一片茂密的杏树林。七月初，正是杏儿成熟的时节，青翠的枝叶间点缀橙黄的果儿，还有许多被雷雨打落，伤痕累累地躺在泥泞中。

“前些天来看，还全是青果，摘了几个尝尝，又酸又涩。现在都熟了，一下雨就簌簌地往下落，真是暴殄天物呀。”

我望着团长两手空空，正纳罕他用什么装杏，只见他东张西望间，走到一棵树前，握住两个矮粗的枝丫，腿使劲一蹬，“噌”地上了树。

“好多杏啊，来帮我接一下。”

我正欲从行李箱中翻塑料袋，他已经脱下外套，扎紧袖口扔给了我。大夏天的套两件，原来是“早有预谋”！我默契地接过一个个黄灿灿的杏儿。

“高的够不到了，我摇树枝，你从地上捡吧。”

“好嘞。”树下的我，像一只扑毛线球的小猫，蹦蹦跶跶又捡了十几个杏。

“今天大丰收啊，我再摘几个带叶的就撤。”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快乐得像个孩子。

“哟，还要摆着好看呢。”我笑他。

“嘿嘿，我家小宝喜欢。”

谈到儿子，这个面色黝黑、鬓角点点花白的男人，笑得格外幸福。

“小宝在老家上小学，放暑假了，明天要来看我。年年见少离多的，跟我不太亲，我可得好好贴乎一下。”

团长有些黯然，很快转了话题。

“小宋儿记者，你发在报纸上的新闻稿，小孩们看了一遍又一遍，还剪下来贴在墙上。上次我家小宝来，一眼就看到你写我的那段啦。他就一直盯着看，我逗他，大活人儿就在身后呢，他回过头，一字一句地说，爸爸你真厉害。”

不觉已走到路口，他把一大半小黄杏塞给了我，捧着那几个顶着绿叶的，步履匆忙地往宿舍走去。

“小宋儿记者，明天见。”

我揣着一口袋杏儿，缓缓走上另一条路，一年前初次来这里采访的记忆，在我眼前历历浮现。

二

两年前硕士毕业，迫于严峻的就业形势，我直招入伍，分配到北京一家军队报社。

地处帝都最繁华的地带，周边写字楼里，都是光鲜亮丽的精英阶层。跻身其中，我的工作，却是坐在办公室里，写领导发言稿，排版、刊发上级下发的文件，睁眼闭眼，都是一些冠冕堂皇之言。

我极少有机会亲临现场采访，笔下的文字，逐渐冰冷生硬；七年前报考新闻专业的初心，也渐行渐远。那次同学聚会，一行人重温邵飘萍故居，听他们说起行过的路，见过的人与事，我竟惭愧万分——写过上百篇报道，却不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更谈何“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情怀？

心态一变，看什么都开始厌倦，我反感起那些“清规戒律”，落笔愈发麻木不仁，工作中多次与上级起争执。那一次，我的稿件被领导重重摔在地上，他冲我咆哮，你究竟有没有做记者的操守？我竟回敬道，这里的工作，哪里体现所谓“操守”？回去后，我一气之下拟好了“辞职信”，愤愤地想，领完这一年工资，我就复员。

信中说：“我要做一个真正反映平凡人世间的记者，写出有力度、有温度的报道。”

很快到了年底，单位号召大家“新春下连队”，许是动员会上那一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触发了我沉睡已久的情怀，我在意向表上，填了最偏远的地方——层云山测控站。

“一个年轻女孩独自去山里，可要小心呐。”电话那头，妈妈担忧地叮嘱。

彼时，我正在一辆军用皮卡上，随山路起伏颠簸。目光所及，都是光秃的树木、嶙峋的崖壁。来接我的，是一男一女两位小战士，干净利落的迷彩服映衬着单纯的面庞，给予了我莫名的心安。

“欢迎记者同志。”刚一下车，团长就热情地接过我的行李，带我到宿舍安顿。

“女兵宿舍改造的单间，记者同志先住，有需要尽管找我提。”团长是一名男军官，他礼貌地在楼梯口止步，喊了两名女兵帮我搬行李。

望着军绿色的“豆腐块”、没有一丝褶皱的白床单，以及制式的黄脸盆、洗漱杯，我竟有一瞬的恍惚，似乎回到了大一入学时的军训。

晚上，团里在活动室为我举行了欢迎仪式。白板上写着“欢迎记者同志”几个大字，四周点缀着贴纸和彩带，士兵们轮流自我介绍，还表演了几个小节目，好不热闹。

九点五十，熄灯前十分钟，团长忽然吹响了晚点名哨。“唰唰唰”，短短十几秒，站着坐着、笑着闹着的士兵们，全部整整齐齐地列队站好。我刚来没换军装，站在旁边，突兀得像局外人。

“高翔”“到！”“陈志鹏”“到！”……被点到名字的士兵，个个军姿站得笔挺，两手直直垂下，紧贴裤缝，高高挺起的胸脯随答“到”声而振动，脸都有些涨红了。

回到宿舍，我把行李箱里花花绿绿的衣服压在箱底，捞出迷彩服和大衣，抻平褶皱挂在衣柜里，日用品从高到低摆整齐，摄像机、笔记本电脑和采访本，也分门别类放在书桌上。

宿舍楼都熄灯了，我躺在床上，凝望窗外暗黄的灯光、斑驳的树影，对自己两个月的“下连队”生活，充满了期待与忐忑。

天还未亮，嘹亮的起床号和走廊里“嗒嗒”的脚步声，就将我吵醒了。在报社工作时，我们不需要遵守这些规矩条令，早晨八点到岗即可，我常常睡到七点才醒，被子都不叠。但入乡随俗，只有尽快融入这支队伍，才能聆听最真实的声音！我翻身起床，从里到外套上军装，蹬上作战靴，踩着出操号混入楼下集合的队伍。

早操是绕着营院跑三圈，五公里。团长瞥了一眼站在队尾的我，虽也是一身戎装，却怎么都不像扛得住摔打的人。他用口型示意我：不必坚持跑完。

“跑步走！一二一！”带队班长以号令开路，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冲破夜色，高歌猛进。

太久没穿作战靴了，跑了几步脚疼得厉害，一想自己也是军人，不免有些羞愧，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跑。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大部队的呼号声震耳欲聋，我也放开嗓子喊了几句，堵在喉咙里粗重的呼吸，瞬时清朗了许多。山间晨雾弥漫，凌厉的寒风刮在脸上，刀割一般生疼，身上却跑得热乎乎的。

“呼哧、呼哧”，跑了不到三公里，我就喘得厉害，本就在队尾的我，渐渐被大部队拉开了距离。团长跑到我身边，“记者同志，可以出列休息一下。”

休息，天籁般的字眼，此刻于我充满着巨大诱惑力。从一星期前第一次联系到现在，他总称呼我“记者同志”，中规中矩，却感觉有些疏离、生分。看来我在报社的工作，确实太不接地气了。想到这些，我不服输的脾气就上来了，使出全身力气紧追了几步。

“我不，我还能跟上。”

我机械地跟着大部队的“刷刷”“嗒嗒”声，四周天色渐渐白亮，路旁光秃秃的树杈上挂着冰溜，呼号声惊飞了几只麻雀，在未褪尽的雾气中留下几点斑驳。我总算坚持跑了下来。

“解散！”

我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半趴在楼梯扶手上，艰难地拾级而上，一进宿舍，就踢掉鞋子，瘫倒在床，想到士兵们还要争分夺秒整理内务，不免有些同情。

集合的哨声响得急促，要吃早饭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我还是抓起帽子，跟着大部队冲下楼梯。那些士兵脸上，竟看不出累极了的神色，动作迅速，铿锵有力，眼眸亮晶晶的。

照例是饭前一支歌，“团结就是力量，唱！”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待到士兵们都打好饭坐下，我和团长才在一旁小桌边坐好。

“记者同志，真没想到，你看起来柔柔弱弱的，竟跟着我们跑完了五公里山路。”

“我也是军人嘛，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

“哈哈，在我们这待久了，可有让你哭的时候。”团长意味深长地笑道。

三

吃过早饭，团长带我来到机房，十几台服务器嗡嗡地鸣响，几名士兵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脑前，调试着令我眼花缭乱的参数。

见我进来，他们“刷”地起身：记者同志好！

团长摆摆手，示意他们坐下，“记者同志来参观咱们的工作环境，大家注意保密的前提下，要主动给她讲讲。”

这个团隶属于一支装备部队，却只是“千万人一杆枪”的一个小小驻点，没搞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也从未站在公众视线中间。除了日复一日例行的测控任务，就是设备巡检，那一口巨大的“锅”——测控天线，就是他们的阵地。

下午，正好是月度设备巡检，一行人要爬上天线，进行一些检修维护。我趁机提出与之同去，戴上红色安全帽，夹在队伍中间。攀爬的台阶由铁板制成，踩上去有轻微晃动，还有几处要爬垂直的梯子，望着脚下，还真有点恐高。几名新分来的士兵也是第一次爬上天线，迟疑着不敢迈出脚步。团长笑着安慰我们：“放心，这些铁板能承受几吨重量呢。”

他一边驾轻就熟地攀爬，一边给大家讲解天线构成及工作原理，终于到了“锅”中央，几十人围坐一圈，听他绘声绘色地传授知识，那种感觉非常奇妙。下去后，他又在机房将几百个参数测试了一遍，直到晚上十点，才起身拍拍手，“大功告成。”

营院里只有两个机房，一个硬件，一个软件。我跟着他们整天泡在里面，耳濡目染也学到不少岗位操作。在士兵们的操控下，这个几十米高的大家伙，竟乖乖地转动朝向，接收几百公里外的电波。我的兴趣愈发浓厚，像个见习生问东问西，煞有介事地记着笔记。

但我的本职，毕竟是跟人打交道，讲述人的故事。因此更多时候，我喜欢悄悄注视着他们工作的样子，想象他们二十几岁的人生背后的故事，以及在这里的经历。

下连队的日子，除却最初几分新鲜感，更多的还是按部就班，待了两星期，我就开始感到单调乏味。营院外是一大片林场，到距离最近的镇上，都要开车一个多小时，若是去县城，要坐三个小时绿皮火车。士兵们两个星期才能外出一次，每周五下午的篮球赛，是男兵们唯一的消遣。门口的警卫室养了两只拉布拉多犬，仅有的两位女兵，给它们取名“青青”“子衿”，她们最快乐的事，就是陪狗子玩耍。手机和网络游戏，在这里显得多余，听老兵说，他们白天统一保管手机，家里有急事，只能通过话务员接线到座机。而营区近几年才联通网络，经常没信号，甚至新闻联播都看不上热乎的。

士兵们每年有两个月探亲假，其余时间，都远离父母妻儿，扎根在这座深山，24小时待命。比起他们，下班后的我能与朋友聚餐，能到周边游玩，享受大城市生活的便捷与精彩，真的幸福了无数倍。

夜晚，满天星辰深邃而璀璨，群山沉默的暗影有几分阴森可怖，北风呼啸着撩动阵阵松涛，像极了鬼故事中的片段。但每每看到红旗与红五星，我就分外心安，这可是部队，是阳刚之气最重的地方。深夜熄灯后，我常常开一盏小台灯，在宿舍窗前码字、整理素材。世外桃源的环境，使我的内心渐渐沉静，笔下的文字也有了灵气，像深山里森林与泥土的气息。平时坐在格子间的办公室，一天憋不出几百字，在这里却文思泉涌，每天都有写不完的想法。

我对这里的工作生活渐渐适应与熟悉。想起第一天见面会上，很多士兵说已经在这里待了六七年，我愈发好奇，想写一写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我想先从团长聊起。那一次晚饭，我装作不经意地挑起话题：“你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应该有很多想法和经历吧。”

“哈哈，按部就班干呗。跟你们一样，毕业后懵懵懂懂分到这里，既来之则安之了。”

凭借记者的直觉，我从他的云淡风轻背后，读到了一些不为人察觉的心绪，或许此情此景不适合深度采访吧，我决定换个时机跟他聊聊。

最先打开话匣子的，是运维岗位的主管高翔。那天值夜班，任务间隙里见他有点困倦，我便凑过去，发起了话题。

高翔当年没考上高中，听从家里安排当兵入伍，半年集训一结束，就被分配到这里。转眼八年光阴打马而过，他从义务兵晋升到了军士长。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在这里相当应景。很多新兵没来多久，就托关系调走了。去年，有个上海的小伙分到这里，天天闹着要走，出操、开会、工作、训练，一概拒绝参加，除了吃饭睡觉，就在院子里鬼影似的晃悠，动不动就爬到天线顶上，扬言‘一跃解千愁’。有一次检查内务，我从他枕头下面翻出两瓶安眠药，气得我批了他一顿；还有一次带他去镇上采购，他竟然偷偷买了瓶农药，至今我想想都害怕。”

“听说他家里人托关系花了十几万，还是没调动他，后来啊，他就想背个处分被军队开除。我们工作日禁酒，他就公然在宿舍酗酒，一连警告了几次，终是安排他退出了现役。听说他回上海后，家里给安排了工作，现在都结婚了。”

“那你想过离开吗？”

“要说不想，那肯定是假的。在这里，我连媳妇都娶不着，每次休假回家被爸妈催着相亲，人家姑娘一听在这山沟沟里工作，一下子就翻脸不认人。也不能怪她们，换作是我，我也不愿意独守空房。我们团长家嫂子，一年来探望一两次，每次都是笑着来，哭着走，我们心里也很难受。”

“悔教夫婿觅封侯啊。”

“那你为什么不走呢？”

“现实一点说，以我的初中学历，又赶上就业形势严峻，现在离开部队，我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

“理想一点说，我发自内心地认为，部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从小不爱学习，天天被老师罚站，他们说，你这样的人，怎么给国家做贡献？我当兵之前，哪里想过要学这么高深的东西，分到这里之后，心里怕得很。团长正好是我业务上的师父，天天揪着我在机房学习，每周都要出题考核，几百页的操作手册，几乎要求我一句不落地背下来。我那时候恨透他了，甚至在纸上画小人儿，用笔尖狠狠戳，哈哈。”

“现在呢，咳咳，虽然没成为学霸，但我对这口大锅，可是了如指掌。之前出现过几次故障，团长都带着我们及时解决了，我还立了三等功。家里人一直说当兵光荣，想想我也是为国立功的人呢，很有成就感。”

高翔若有所思地盯着前方，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一句标语，用红色涂料写成：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烟。

四

除夕前几天，基地送来了慰问品——零食、坚果、饮料，还有许多鱼肉蔬菜。由于值守需求，一大半士兵不能回家过年，大家齐心协力，大扫除，贴福字，写春联，将营区装扮得喜气洋洋。

每逢节假日，北京就成了一个“空心”城市，外地打工人纷纷返乡，只有小部分人留守单位，冷冷清清。因此，我从未想过在岗位上，还能如此其乐融融地共度新年。

那几日，值班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加入了“炊事班”，都想露一手天南地北的家乡美食。去镇上采购的车，每天清早发一班，运回年货，也运回了来自家乡的牵挂——东北战友家里寄来红肠，山东寄来腊肉，四川寄来火锅汤底……随包裹邮寄的，还有一封封家书，叮嘱他乡的孩子“在部队好好干，别担心家里”。大家拆盲盒一样拆着包裹，夸张地欢呼着“朝廷的赈灾粮下来啦！”有战友家里播来视频电话，大家也都一拥而上，向屏幕那端的叔叔阿姨问好。

这个洋溢着浓厚年味的小小院落，使我第一次对“部队是个大家庭”，有了深切感触。

团长也没有回家，他说副团今年回家过年了，他得在这里陪小孩们。

除夕夜，屋外寒风凛冽，屋里笑语欢声。大家围坐在食堂里，包饺子，看春晚，玩桌游，侃大山……共同迎接新年钟声的敲响。我早已跟士兵们打成一片，玩“狼人杀”，玩“谁是卧底”，他们不再称我“记者同志”，而是亲切地喊“小宋姐”。身处同龄人之间，想到我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对于情怀，倏忽有了真真切切的感受。他们将青春交付这深山林海，在平凡的岗位干出不平凡的风采。或许，我应该多走近这些地方。

忽然瞥见，团长正坐在角落的桌前，奋笔疾书着什么。

玩完手头那一场游戏，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团长身边，见有人靠近，他赶紧合上笔记本，抬起头跟我打招呼。

“小宋儿，玩得开心不？”

“玩累了哈哈，好久没过这么有年味的除夕了。看您在这挺孤单的，聊聊天？”我拿来两瓶冰红茶，“以茶代酒，干一杯。”

他呷了一口，“小宋儿，你们北京的单位，都怎么过年啊？”

“我们没有这么热闹，都各回各家了……”

我忽而一怔，“回家”一词，这不是戳人痛处嘛？赶忙捂住嘴，一时语塞。

“没事，没事，我这十来年，回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习惯了。”

我试探着问：“怎么不把家人接来过年呢？”

“唉，这里的条件，他们来了也是受苦。记得我家小宝第一次来时，是他四岁那年夏天，我带他抓知了、摘杏儿、数星星，去山间小溪里嬉水，他可开心了，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亲近得不得了。但住了一个星期，那股新鲜劲儿过了，又天天嚷着要看动画片、吃肯德基……第二次就怎么都不肯来了，非要我休假回家，陪他去游乐园。”

“而且，这里很多战友都是异地，总不能都把家人接来过年，看着我一家其乐融融，怕他们心里难受。”

我用力点点头，表示理解，又说：“他们很多士兵干几年就退伍回家了，你作为军官，可能要在这守半辈子，没考虑过调动吗？”

“怎么会没想过？”他凄然一笑，“我从军校硕士毕业分配过来，最初是代职锻炼，领导说代职两年，就把我调回家乡的单位。那两年，我结了婚，有了小宝，家里人经常打电话催，问什么时候结束代职，我总说，快了快了，等我两年。可谁料，这两年的承诺，十多年了都没能兑现。新学员代职的制度取消了，家乡单位编制满了，我无处托关系，只好在这里留下了。”

“心理落差总是有的，尤其跟那些留在大城市、在研究院或军校工作的师兄弟比，他们的生活，应该跟你一样吧。”

“嗯……”

“我妻子当时特别无法接受，哭着要给组织写信，又闹着要离婚，说瞎了眼才嫁给我，年纪轻轻成了活寡妇。我娘每次打电话来，说几句就开始哭，骂我不孝，甚至以死相逼。我心理压力特别大，可谓是心如刀割，甚至想故意犯错误被开除，背个处分转业回家。但是……到底还是当惯了老实人，受处分会一辈子留在档案里，灰头土脸地脱军装回家，也不是光彩的事。我在军校读了那么多年，保家卫国的情怀，还是有一点的，就这样犹犹豫豫地熬过了几年。”

“这几年，我妻子习惯了，老人也接受了。我想过让妻子来这边的县城找工作，她不想离开家乡，毕竟还要关照四位老人……真是太委屈她了，唉，唉。”他摇摇头，眉头紧蹙起来，不住地叹气。

“又过了几年，老团长退休了，我成了接班人，肩上的责任一下子重了不少，也就没心思想家了。都说军队是个大家庭，士兵们跟着我干，我就是他们的家长啊。除了业务上，这些小孩的吃喝拉撒也令人费心。”

“刚来时，很多小孩心理不稳定，怕他们想不开做傻事，怕他们偷偷跑出去玩……这深山里还有野兽，万一出什么事，我怎么跟他们的父母、跟组织交代呀？”

“渐渐地，小孩长大了，在这里干了四五年，就要关心他们的婚姻大事，关心他们会不会因为两地分居，跟家里产生矛盾隔阂。我自己流过的这些眼泪啊，真不想让他们再经历。”

他对士兵们一口一个“小孩”地叫着，亲切又宠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反复咀嚼着他的话，那个困扰已久的问题脱口而出。

“团长，保家卫国的情怀，您现在还有嘛？”

“哈哈哈，当年我跟家人讲情怀，他们说，情怀能当饭吃啊？这么多年过去，情怀可能真被我拌着饭，吃进肚子里啦。我感觉，情怀逐渐转化为一种责任，甚至一种习惯——干好自己分内的事，不推诿，不糊弄。管他是不是惊天动地，能不能青史留名，至少这一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啦。”

他指了指食堂墙上的标语，倚天有长剑，九州无狼烟。“这长剑不是我一个人能铸就，也不是每个铸剑人，都能为公众所知，像我们这样的站点，全国有几百上千吧。但我也尽了一份力，我战友知道，家人知道，组织知道，足矣。”

不等我感慨，他又说：“要说良心有愧，就是对不起家人。每逢佳节倍思亲，有时想得整夜睡不着，对着月亮狠狠地抽自己耳光，抽这个不称职的丈夫、父亲、儿子。每次给家里打电话，都是尽量聊些开心的事情，不然总想哭，他们哭我心里难受，我要是哭了，他们心里更难受吧。”

他晃了晃手里的本子，“我们这边与世隔绝，甚至近几年才有互联网，还经常连不上，所以有些想说的话呀，都写在日记本里啦。如果小宝长大后看到，应该能原谅我吧。”

“也不怕你笑话了”，他把日记本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捧着，郑重地翻开：

“今天回家，小宝怎么都不肯让我抱，逗了半天，他嘟囔了一句：叔叔好……”

“今天收到娘的电话，说媳妇骑车摔倒，正陪着她在医院包扎。媳妇接过电话，笑着说没啥事，别挂念，我忽然绷不住了，第一次在她们面前大哭……”

“今天受到了二等功表彰，因为几个月前那次故障抢修及时，小孩们都用崇拜的眼神望着我，我也得给他们多争取荣誉……”

“今天八一，镇上小卖部老板给我们送了二十箱泡面，我说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他说你们也不容易……”

…………

翻着翻着，我竟潸然泪下。

五

年后初四，士兵们又恢复了操课，每年都有新的任务，这个测控站虽小，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待了两个月，也该回北京了。临走前整理电脑中记录的素材，竟有四五万字，摄像机里的照片视频，也占满了两张内存卡。

团长执意要给我办一场“欢送会”。我花了一天时间，将这两个月朝夕相处的生活，剪成一段视频，在欢送会上播放。那些泪痕笑影一一闪过，在场的每个人都红了眼眶。

飞机降落到北京机场的刹那，我竟些许恍惚，空心的帝都，又渐渐被衣着光鲜的上班族填满。不知背井离乡北漂的他们，是否是因为情怀，又是否还坚守着情怀，但我知道，我找回了曾经遗失的情怀。

我撕掉了辞职信，又一次坐回熟悉的工位前，将层云山的故事跃然纸上，落笔行云流水，第一次荣登头版。我倏忽顿悟，这份工作并非“无需操守”，只是过去，我不曾路过人间。我开始翻阅基层投送的稿件，主动策划选题，一年时间，几乎将周边单位跑了个遍。随之而来的，是许多荣誉与称赞，身边人惊异于我变化之大，我却笑而不谈。

再一次拜谒邵飘萍故居，看见门前“军人依法优先”的标识，我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