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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这一生，我亲历过凭粮票度日的匮乏岁月，也亲眼见到物资富足之后随处可见的粮食浪费，强烈的反差让我想起当年饥饿的种种往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 1993 年，四十余年里粮票是家家户户过日子的根本。所有粮食全都按人口定量分配，一口米面都要精打细算。长辈总念叨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挨饿的滋味，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亲身经历。困难时期 1961 至 1963 年，身边发生过两件真实的憾事，我记了一辈子。
在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三年自然灾害” 阶段，人民公社时期还出现了两个特有办法：瓜菜代、双蒸法，都是当年为了应对粮食短缺想出来的法子。 所谓瓜菜代，就是口粮指标不够，用各类瓜类、野菜、青菜顶替主食，靠蔬菜填饱肚子，以此减少粮食消耗。 双蒸法是针对玉米面的一种做法：玉米面先上锅蒸一遍，打散之后二次塑形再蒸一次，蒸出来的馒头体积膨大，看着蓬松像面包，看着分量很足，实则只是体积膨胀，干物质并没有增加，相当于心理上宽慰自己，看着多一点，本质上解决不了口粮短缺的问题，都是物资匮乏年代老百姓被逼出来的无奈办法。
我的小学同学战佳怡，小时候和我同在一个学习小组，七八岁朝夕相伴，交情很深。她后来长期在卫生部药检系统工作，还担任过中医协会理事、副主席，至今依旧参与行业学术活动。早年闲聊时她说起一件往事：当年粮食极度短缺，一个七八岁孩子心疼家里缺菜，独自横穿马路想去菜站捡拾菜叶，慌乱中没注意来往车辆，不幸被撞倒离世。如今再和老同学碰面，她或许已经淡忘这件小事，但饥饿催生的悲剧，我始终无法释怀。
还有一位远房表姐的小叔子，在红星奶牛场上班。饥荒年月人人口粮不足，常年腹中虚空，难得分到一点屠宰后的牛肉，一时没能克制，暴饮暴食造成胃部破裂，紧急送医做了缝合手术。放在衣食无忧的今天很难想象，却是那个年代真实发生的事。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叠加天灾，百姓生存举步维艰。老伴的老家是山东胶东蓬莱山上李家村，她家二爷当年在北京轿子胡同 2 号开面粉厂，总算在京城有落脚生计。彼时胶东大旱绝收，爱人的爷爷在家乡实在撑不下去，一路沿着铁路徒步前往北京投奔弟弟。路途漫长艰难，干粮半路就全部吃光，饿到晕厥倒在铁轨旁。机缘巧合捡到一枚铜烟锅，换了两个烧饼，靠着这点吃食才勉强走到北京保住性命。后来我专程去过蓬莱李家村登门拜访老人，在村里住了十几天。老人家待人实在，特意嘱咐家里婶子天天包饺子招待我，饺子在当地算是最高规格待客吃食。每次想起老人当年徒步千里求生的经历，就能真切体会到绝境之中的艰难。
我大伯在银行工作，大妈是我大伯的妻子，按照北京本地的叫法，我称呼她大妈。即便大爷有着正式工作，看着生活条件尚可，但全家定量分配的粮食依旧不够吃。我的堂弟是大爷的儿子，比我小一岁，他小时候私下跟我说，大妈每天夜里都会悄悄跑到垃圾堆捡拾别人丢弃的白菜帮子，清洗干净之后裹上玉米面蒸成团子，用来给一家人充饥。堂弟那时候年纪小，觉得这件事很丢人、抹不开面子，可在饥饿面前，脸面根本不值一提，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我后来下定决心学习外语，根源也和温饱困境息息相关。我父亲当年给民进副主席专职开车，日常只有夜里回家睡觉，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跟随首长工作。中午能在机关食堂吃上一顿饱饭；夜里送首长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午夜还会有加餐，两片面包配上一点茶肠，全家唯独父亲不用忍饥挨饿。机关核心岗位必须保障工作人员吃饱，倘若司机因为饥饿体力不支驾车出现意外，会直接危及首长安全。 也正是这段经历，我和弟弟最终选择走外语这条路。外事翻译、涉外岗位对接外籍人员，工作接待标准有基础保障，起码不会再因为口粮问题饿肚子，这是我们那一代人选择学外语最现实的初衷。抛开温饱层面，学好外语还能走出国门开阔眼界，同时用专业能力为国家对外交流出力，抱着没有退路的想法，我们学习格外刻苦用功。
我上小学的时段是 1962 年到 1968 年，彼时北京普通居民家家日子拮据，子女数量普遍偏多，衣食全部凭票限量分配。每到五一、十一重大节庆，我们小学生常会临时停课参与迎宾活动：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陪同各界群众联欢；外国元首访华时，我们沿着长安街列队手举纸花夹道欢迎外宾车队。迎宾路线经过专门规划，外宾从首都机场入城，沿着整条长安街一路行进，沿途可以完整观赏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直观感受首都建设风貌，车队终点设在钓鱼台国宾馆，是当年对外展示国家面貌的重要安排。
迎宾活动有着统一着装硬性要求：白衬衫、蓝长裤、白球鞋，整套穿戴必须整齐划一。但当年棉布全年凭布票定量发放，人均布料额度十分紧张，民间一直流传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兄弟姐妹轮换穿衣服是常态，普通家庭很难凑出一身崭新完整的迎宾装束。每次接到任务一大早就要去长安街集合，我常常提前找街坊邻里临时借用干净白衬衫、蓝裤子和白球鞋应急，邻里之间互相借用衣物在当年十分平常。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他们会疑惑怎么连衣物都买不起，却不清楚当年就算有钱，没有布票也买不到成衣，物资匮乏的窘迫，富足时代的人体会不到。
我上中专阶段为 1972 年至 1974 年，在校食宿统一由学校安排，学生每月粮食定量三十斤。十六七岁正值身体快速发育期，日均一斤主食根本满足不了消耗，食堂菜品常年只有少油清煮白菜。每到周日我都会留校不回家，家里子女多，每到周末米缸、面缸经常空空如也。学校周日只开两餐，上午九点一餐、下午四点一餐，每餐一个三两重馒头搭配一碗白菜清汤，全天主食合计六两。留在学校至少能拿到固定口粮，回到家里经常没有食物下锅。弟弟妹妹只能去邻居、亲戚家蹭饭，父母周末还要加班劳作，家中无人开火做饭，我回家只能饿着躺在床上。 那个年代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家家户户出门都不用锁门，屋内没有存粮、现金，仅剩破旧被褥衣物。我们居住在国营单位宿舍，房屋、家具产权全都归属国家。搬家流程格外简单，被褥、旧衣物打包捆好，单位派一辆货车就能直接搬迁，没有私人财物牵绊，完全不需要防备窃贼。
1974 年我中专毕业，分配进入冶金部子弟十年一贯制学校任教。1975 年学校组织师生下乡劳动，全员吃住都安置在农村。校方考虑男生管理难度更高，安排我带队看管男学生，我询问带队能有什么待遇，对方答复可以管饱吃饭。下乡期间午餐、晚餐各自发放一个二两重馒头，我直接用筷子把五个馒头串成一串，像糖葫芦一样几口就全部吃完。乡下日常几乎见不到肉食，唯一菜品就是白水煮菠菜，在那个年代，能踏踏实实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期盼。
1978 年至 1982 年我就读大学，在校就餐依旧需要凭粮票领取主食，大学生每月口粮定量大约三十六斤，标准比普通居民更高一些。即便定额有所倾斜，吃饭依旧要一两一两精细规划，前期一旦吃超，月底粮票就会彻底见底，在外求学没有额外申领渠道。这段时期副食供应已经好转，肉菜可以正常采购，不用再受饥饿煎熬，但粮食总额固定，依旧不能随意花销。 我当时是校田径队队长，日常长跑训练体能消耗极大，这份口粮定额对我来说一直十分紧张，校内所有体育校队男生普遍口粮不够吃。女同学食量偏小，定额勉强可以维持。正因为粮票总数严格卡死，所有人根本没有浪费主食的条件，食堂里看不到丢弃饭菜的情况。高强度长跑训练之下，日常跑鞋我三个月就能彻底磨破，不管是口粮还是日用物资，从头到尾都没有富余。
1988 年我接到外派任务，前往南美巴西长期驻外工作。出发之前特意前往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办理户口注销手续，咨询办理缘由时工作人员直白解释：一旦长期出境工作，国内将不再分配粮食定量。这件小事就能直观看出，当年全国粮食供给整体紧绷，每一份口粮配额都需要精准管控。外派任期结束回国之后，落户手续反倒格外繁琐，我隶属于中央直属单位，前后耗费大量精力，几经周折才重新落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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