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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读了一年的胡塞尔之后，萨特于1934年活力满满地回到了法国，决心努力构思自己对现象学的论述，用对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的独特萨特式解读，使之更加鲜活。他还利用了一些个人材料：他的童年经历，他年轻的热情，和他一大堆有趣的恐惧症和痴迷。再次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团聚后，他邀请她加入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她也同样把她的过去和个性带入了自己的写作与思考中。他们的研究成了复杂的混合物。
树对萨特来说意味着许多东西：存在、神秘、物理世界、偶然性。同时，它们也很方便作为现象学描述的焦点。在自传中，他曾引用了他祖母曾对他说的话：“这不仅仅是长着眼睛的问题，你必须要学会去用它们。
萨特虽然在《恶心》中也把思想具体化了，但从来没有像波伏娃所做的那样让人感到真实可信，原因或许是她对它们的感受更深切吧。她有一种对世界和她自己感到惊讶的天赋；终其一生，她都是一位大师级的事物惊奇者。
这两次不幸之间并无因果关联，但波伏娃一直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虚伪害死了她朋友。她原谅了梅洛-庞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始终觉得他过于心安理得，太过尊重传统价值。在她看来，这是他的一个缺陷——她发誓，决不能听任它出现在自己的人生中。
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作家间的关系。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他们写日记，他们写信，他们告诉彼此每天的每一个细节。在20世纪的50年间，他们之间流转的书面和口头文字的数量，就连想想都会令人不知所措。萨特总是第一个阅读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评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会督促她写更多。
在未来的几年里，他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当人们被巨大的历史浪潮席卷时，每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由和独立。
虽然我们的身体很少需要有意识的关注，但那种“被具身”（being embodied）的感觉几乎是我们所有体验的一部分。
那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让海德格尔日益转向复古、守旧和内省，正如他在关于不去柏林的那篇文章中所预示的那样。回应同样的事件，胡塞尔则是转向外在。他用世界主义精神描写了他的生活世界——而且这在一个“世界主义”逐渐被当成某种侮辱的时代里，经常会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暗号。
海德格尔哲学能发展起来，部分是因为德国在1918年遭受的屈辱；现在，对1940年6月之后受尽屈辱的法国来说，这种哲学很有吸引力。萨特一边读这本书，一边也在致力于自己的哲学笔记——这份笔记正在变成一本书。
海德格尔认为，当一个锤子坏了的时候，存在的可疑本性就出现了；而加缪同样认为，日常事务中类似的基本崩溃，可以让我们追问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答案是一种决定，而不是一种说辞：对于加缪来说，我们必须决定是放弃，还是继续前进。
自由是萨特的哲学中最重大的主题，尤其是在法国失去自由期间——这绝非意外。
对于萨特，自在与自为就像物质与反物质一样截然相反。海德格尔至少把此在描写为了一种存在，但对于萨特来说，自为根本不是某种存在。马塞尔曾令人难忘地将萨特的虚无形容为一个存在之中的“气窝”。
在萨特看来，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被种族、阶级、民族、历史、工作、家庭、遗传、童年影响、事件，甚至是潜藏在我们声称自己无法控制的潜意识中的内驱力所造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欺。
如果问为什么几位与世无争的哲学家会突然变得如此苛刻，他们会说，是因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他们。战争让他们意识到，个人对人类整体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比看起来更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