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国情的需求，文化自信渐增，“国学”热潮是愈演愈烈。一时之间仿佛没读过几句老庄孔孟，不认得几只魑魅魍魉都没资格说自己是个中国人。于是各种国学大师粉墨登场，无数“古文今义”横空出世。似乎本国之事，事无巨细，古今皆可一理。若一时读书无果，则或读者之过，或译者无能。然而实情果真如此？

      我想几乎所有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应该都听过唐太宗的那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也是不少“古为今用”的“国学大师”们的核心理论依据。但“知兴替”和指导具体工作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逐渐走上正轨后。那些读过书知古今的先生们应该就知道古董，地产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但他们恐怕很难想象计算机行业的蓬勃生机。因为这是书本之外的奇技淫巧，从不曾成为我们这个农耕古国的支柱。

      再比如现在提倡的“双减”，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举措，它是基于整个现代国家发展和教育资源配置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结合而提出的。我实难想象你在文化书籍稀缺，技能发展萌芽的古代能找出与之真正相匹配的指导思想。最多不过是诸如《论语》中希求百工司责求精这种牵强附会的论调。

      最后更多的“大师”是用古人的嘴告诉你“为人处世之道”。这也是最使人接受的方向。但这里面依然会有一些不适用的地方。比如传统生死观延展出的道德行为，绝大多数国人也许嘴上不说，但大多默认了没有来世的无神论生死观，那么首先会受到冲击的就是传统的行为道德。没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威慑，我们难免偶尔会产生有如《白痴》中的人生疑惑“既然生命将面临不可避免的终点，而灵魂又不会不朽，那么我还为何要遵纪守法，好好生活？”是啊，面对着要求个体独立，宗族崩塌的现代人你要如何要求他始终保持尊严的生活下去呢？这恐怕不是简单的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能说服的。甚至如果他因无神论和阴谋论而彻底陷入“虚无主义”，那即使严刑峻法也难以遏制他堕落的心，毕竟法律不可能也不能等于道德。同样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方法的我们又如何可能接受传统伦常中的那套君臣父子呢？所以想完全按照古书上的想法去做人做事，无疑是有些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了。

      那么是不是古书就不值得读了呢？当然不是，在我看来能流传至今的古书，每一本都有它的阅读价值，即便是被几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嗤之以“巫卜之书”的《易经》也有它自身的阅读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是对于《易经》成书的社会背景和当时作者或社会的价值取向的研究，而并非现在流行的占卜问吉之用。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凡是在你面前言称《易经》智慧无穷可趋吉避凶的都是开文明倒车的骗子。我实难相信时至今日，还有人愿意主动去做命运的奴隶。我觉得这些人甚至不如那些被国人网上嘲笑的“地方论”人士。至少他们有勇气去试图诠释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我们大多数人所谓的科学认知也不过是基于大众和权威的宣传，而非真正了解。这就像罗素说的：我们之所以用常识去解释世界，通常只是因为这样更易于解释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世界。而多数笃信《易经》有神秘力量的国人其实也不过是迷信权威和大众，而并非真正拥有他所宣扬的科学观。

      那么古书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呢？我个人认为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书和历史其实比较相似，它往往不是唯一的真理，而是在某个特殊环境下，人的某些行为的可能以及某种思想可行性实验。所以在读古书时，你不光要读书上的文字，还要透过文字分析这些事情或思想的成因。比如我们在读《礼记》时，我们就能通过它内容中的许多重复以及描述手法上的截然不同很轻易地分辨出《礼记》是一部历经多人，横跨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一部针对曾经存在过的一系列真实事件的思想汇编。而当我们读《周礼》时，则可以轻易经由描述手法的一致性和几乎细致而荒诞数字游戏内容，推导出这是由某一个人基于汉代由封建氏族过渡到郡县流官的诸多混乱难明的现实问题，假托古人而写的乌托邦之作。毕竟即便以现在的生产力想供养书中构想的仅服务于周王室的两万余公职人员也需要三百八十万人口，更遑论哪怕到西汉时期也才可怜的将近8000：1的供养比例。

      透过这些背景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整个社会可能的走向和诉求。比如在读过《盐铁论》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古人为什么会重农抑商。不是古人傻，而是在生产力不发达，信息不透明，大宗商品难以依靠外来输入的时代，商品的有限性极易被个人垄断操控，从而动摇国家根基。所以我们读古书除了获得想象集合体的荣耀感外，更多的是看到人在不同环境下的更多可能性，以及练习一种剖析某种现象的方法。

      说了这么多，其实托古货术历来有之。前面说到的《周礼》便是典型，战国时的纵横家们更是深谙此道。但那是乱世，咱不一天到晚都在高唱大国崛起吗？那我们何不学学古人的大国心态？我记得幼年学词时看过一首敦煌的曲子词，里面有这么一句我觉得才真正体现了天朝上国的自信“行人南北尽歌谣，莫把尧舜比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