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啥近代的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貌似没有什么贡献。平时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经常提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且古代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包括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一提到近代中国为啥没有贡献的时候，就感觉很难一两句去说明背后的原因。
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有人在探讨了，比如百年前的"李约瑟难题"以及"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很发达，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在对中国科学的关注与关怀。
个人见解
至于如何去回答它们，的确是很难以一次性地说清楚，毕竟这里面有太多的角度去考虑，有太多的思维局限和实际情况的限制。不过，我还是倾向于优先从本体去剖析这个问题，然后以此为基础梯次地去展开破题和改变。
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所以优先从哲学思辨与科学素养的培养上破题。下面是一些粗浅地比较中西方思维方式来回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 (1) 东方思维方式通常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这样的后果造就东方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而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
- (2) 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这样西方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如俄国格里戈里·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那样不求名、不求利的科学家；以及有着追求一种事业与理想乃至追求真理的信仰，才有哥白尼、伽利略、拉瓦锡等为科学献身，才有牛顿、卡文迪许,德布罗意，莱布尼茨等人终身娶了科学。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中国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写于2022.4.17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