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经常被简称为西大，位于西安明城墙的西南一隅。晨钟暮鼓之中，校园和古城并肩默立，一并象征着这方西北重镇的厚重历史。在这个园子里，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
作为大学子弟，我们自然而然的清楚考大学是长大之后的必经之路，但有趣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并没有意识自己身处的“大学“就是一所大学。对小孩来说，和任何一处家属院相比这里并没有太大不同，放学后书包一扔，家门都不用锁，吆五喝六结伴出来疯玩到天黑就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家的亲戚来做客，还没落座就激动的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他因为局促不安而抽动的嘴角和激动的略带颤抖的声音至今都印在我脑子里，那是高等学府散发光芒的时刻。从那时起，我意识到这里不仅仅是我们小孩的花园和游乐场，这里真正的主人是考上大学的青年学子，他们在这里接受最先进的教育，呼吸最自由的空气，然后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除了是生活在这里的一员，我也变成了这里的观察者，敏感的意识到，眼前的一切，塑造着我。
那时是九十年代，大学校园朝气蓬勃热气腾腾，在这里的每个人每天似乎都有用不完的精力，空气中都是自由和进取的味道。4号家属筒子楼里，女老师们在楼道里炒菜时的话题总离不开她们的学生和教研室，烟熏火燎的狭窄楼道掩映不了她们明亮的双眸，促狭简陋的环境和她们跃跃欲试的神情形成鲜明对比。科研至深夜的男老师们，合起手头的文献，三三两两走出实验室，第二天八点准时出现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精神抖擞慷慨激昂，下面的黑压压的学生们听的如痴如醉。
这种纯粹的近乎神圣的氛围孕育出的能量是巨大的，辐射的不止是这里的学生，这里的孩子，还有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带着灵气。在紫藤园爬假山，伴着我们的是旁边长廊传来伯努利方程的激烈讨论声，在图书馆前的蘑菇亭捉迷藏，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学子手里捧的是《哈姆雷特》，此时旁边玉兰树伴着微风很适时的扑扑簌簌掉下一朵洁白的玉兰花，正好落在黑色的封面上，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样子。
童年时这园子里的一幕幕画面，到现在回想起来都如五彩玻璃般纯净绚丽，这些记忆成了心底最原始的滋养，有治愈一切的力量。
长大一点之后，园子在我们眼里似乎变小了一点。走到东操场不再感觉是长途跋涉，草坪上的升旗台已不是航母般宽阔，但这里依然那么五光十色，同时展示着她更加丰富多维的一面。举行每年文艺汇演的礼堂原来是张学良首建，爸爸系里和蔼可亲的白发长者原来是中国最有名的古生物学家，玉兰树下立起了一尊鲁迅雕像纪念这位文学巨匠和西大的渊源。
我们毕恭毕敬又心安理得的享受着这里带来的一切便利。夏天的晚上溜到自习室和大学生们一起读书学习，燥热的教室中仅靠几台老式吊扇吱吱呀呀的降温，但在那重复单调的吱呀声中我们翻过了无数的书页。想要补习英文不需要参加课外班，外语系的名师就住隔壁，时不时在家攒一堂课，十几个小孩坐一地目瞪口呆的听他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周末的傍晚游泳归来会在女生宿舍楼旁的小卖部买根雪糕，此时往往会听到不远不近的吉他弹唱声，又是哪个痴情的男生在对着心爱的女孩表白歌唱。
整个九十年代，我们仅仅是儿童和少年，但却是大学生活最贴近的观察者。那时的大学还没扩招，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学生们满腔的情怀和对时代分水岭的敏锐也促使校园民谣的盛行达到了顶峰，那时的大学校园是一个白衣飘飘的理想国。我顽固的认为即使不是大学生，我也没有错过那个时代和那些故事，老狼和高晓松不仅仅属于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也属于我。
新千年即将到来，随着新校区轰轰烈烈的落成我们终于搬离了这个已显拥挤的园子，来到高新开发区更大的房子里。当然不舍，但更多的是憧憬，在这里的时光给我们揭开了生活耀眼炫目的一角，没理由不去摩拳擦掌努力让它显露更多光芒。
后来我当然也走进了自己的大学校园，接着走进海外大学，然后走向了这大千世界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人生之圆的半径已被我越画越大，但这圆的圆心，永远是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