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转述
小说就是为了描绘真实的生活,发现生活的问题。
描绘生活就是用文学的手法,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倒到读者面前。好像有一个朋友和你说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的故事一样。
例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就是讲述一个曹七巧的故事,描绘在旧时代,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中的真实状况,以及各种传统的习俗对人的影响。
发现生活就是说发现人们在新的时代,新的情况之下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新的困境。
例如刘慈欣的《三体》探讨的是人类和外星文明怎样相处的问题,
《堂吉诃德》提出的问题是面对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我们会遇到许多困境和危险,我们应该怎么办?
总之,小说就是为了突破思考的局限,把真实的世界展现给读者。
我的思考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有两种方式感性和理性。
理性的方式就是逻辑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认知世界。
主要成果就是各种各样的科学作品,哲学著作。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以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描述我们看到的世界,让人们对于世界运行的规律和法则有基本的认知。理性认知会给人们非常确定性的结果,局限性是人们的理性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依靠理性获得的 对于世界的认知往往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另外他获得结果是 抽象的,缺乏对具体的人的关注。
感性的方式就是观察和感受的方式去认知世界。
主要的成果就是 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
他们都是探讨和描述人的各种感受和 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他们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问题。文学家们是尽可能描述真实的生活,尽可能把真实的生活用文学的方式描述出来。
总之,我们依靠理性去探求事物的规律和结构,获得这个世界的确定性的认知。 我们依靠感性去体察人和社会的真实的情况和问题,获得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的认知。
感性负责观察社会,提出问题。 理性负责认真思考,解决问题。
附录
原文摘抄
昆德拉说,小说从诞生之初,就是要探索人生活的世界,保护人不要忘记真实的生活,就像《笑忘录》里的妈妈,想保护她园子里的梨。小说给人们机会去探索和认识具体的生活,而不是物理公式、哲学论证中呈现出来的生活。所以小说的独特性,就是哲学和科学的“解毒剂”,把被理性抛弃的生活世界,以文学化的方法呈现出来。这个生活的世界,是模糊的,无法穷尽的,也是丰富和美好的。
好的小说并不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提问题,不断以各种方式提出关于人生和存在的终极问题。这是小说跟哲学和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小说家要呈现的是人生和世界的模糊、不确定和复杂;而哲学和科学要提供明确的因果联系,他们认为一切事物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定有一个充足理由能够进行解释,哲学家管这个叫“没有无理由的存在”。但是小说家天生就讨厌这样一环套一环的逻辑推理,他们给读者呈现的就是严格的因果联系之外的故事和世界。
在昆德拉心中,小说的历史是一个与现代世界平行发展的历史。小说的历史并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写出了越来越多的小说作品,也不是每个时代的那些经典作品的序列。他认为是连续不断的发现,造就了欧洲小说的历史。因为时代不同,人的处境都不同,这就需要小说是通过提出的问题去发现,提示人们以新的方式去认识时代或者人的本质。塞万提斯有塞万提斯的问题,在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时代,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到了卡夫卡或者另外一个奥地利作家穆齐尔那里,提出的问题就更多了。每个问题,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契合自己的时代,再提出新的问题。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作品的回答。这才是小说史的意义。这些问题,决定了人在小说这个维度上,所能达到的最远的边界。昆德拉举了个例子,他认为整个小说史可以概括为,堂吉诃德离开了家,最后以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那个土地测量员K的身份,回到了村子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堂吉诃德的冒险,意味着人们离开确定性的世界,去寻找真理,但是《城堡》中的主人公K,却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无法理解的真理。这个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K来到村庄,希望获得城堡里最高权力的许可,让他测量这里的土地。可是到小说结尾,他仍然一无所获。K在这个奇怪的环境中,几乎不能自主做任何事情。对K来说,城堡就像历史的必然性,或者无法理解的真理一样,以巨大的力量压制着他。所以卡夫卡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是,当人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可能有哪些行为和想法?他究竟该怎么办?这同样是现代人可能会面临的处境。
可是卡夫卡没有告诉你,K该怎么办。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按照小说的复杂性法则,也根本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如果不是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人会意识到,今天的我们也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所以说,只要世界在变化,就会有新的问题等待我们去发现,小说家就总能提出新的问题。这是小说的使命。
第三部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具体的小说片段,看看小说到底是怎么认识世界的。
在谈论小说的时候,我们却经常会去讨论小说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卡夫卡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你也许看过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一个公司职员早上起来,忽然无缘无故变成了一只甲虫,我们把它理解为工业社会中对人的摧残和异化,把《红楼梦》理解为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昆德拉认为,这样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我们当然可以从小说里提取出一些思想,但是所有这些思想本质上都带有临时性、实验性,只是小说家一连串的疑问而已。它们和哲学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小说从来都不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看待问题的。小说家甚至不喜欢因果关系,如果说因为天在下雨,所以你的头发淋湿了。那么在小说家眼里,这就更像是个前后关系。先是天在下雨,然后头发湿了。你也许觉得这中间的关联性没有交代,但是对不起,小说家就是要发现世界上的事情之间,不那么相干的联系。如果人物的行为都是因果关系,那样的故事是没有人要听的。
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中,安娜走到铁轨旁边,忽然就跳了下去。她本来是不想这么做的,她是去找情人沃伦斯基的。托尔斯泰也不希望我们认为,安娜是因为出于长期的内疚才自杀的。不是,她只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感召,托尔斯泰安排她吸食了鸦片,她是在恍惚中卧轨的。安娜死在火车站,让人想起小说开头,也正是在火车站,她与沃伦斯基的相遇。相遇是偶然,自杀也是偶然,在小说里,这当然是一种神秘的呼应。对于安娜这个人物来说,也许是希望在火车站,结束这一段没有希望的爱情。但托尔斯泰并没有这样写,直到火车从她背上碾过之前的一刹那,她才突然一惊,问自己:“这是在哪里,这是在做什么,到底为了什么。”
关于《安娜·卡列宁娜》,你也可以在“每天听本书”里找到更详细的解读。这里我们提到这部小说的结尾,就是希望说明,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写了一个通奸的故事来告诉人们,出轨的女人没有好下场。而在于他写出了人物行为的复杂性,写出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挣扎的状态,并且在两次火车站的红灯之间,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种魅力,是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学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在昆德拉自己的小说《玩笑》中有一个情节,在一次投票中,主角路德维克所有的同学同时举手,赞同把他从大学开除。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路德维克因此却意识到,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以同样的轻松,举手赞同把他处死。这样,昆德拉在小说里就给人下了一个定义,人,就是一个能在任何情况下依靠投票杀死同类的物种。于是,这个问题就不只在小说发生的历史背景中有意义,它说的是人与人的现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所以小说提出的问题就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在这个例子中,你也许觉得昆德拉跳跃得太快了,开除一个人,和杀死一个人,毕竟是两回事。但是,一个小说家是没有责任关注必然性的,他只关心有没有这种可能,只要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发生一次,它就有被写出来的价值。因果关系,就会导致确定性,导致对世界理解的片面化。把小说家眼中的人物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因果关系的铁链,而是若隐若现的蜘蛛丝。
所以,一个小说家,是不应该有固定的思想的。他要永远保持实验性和开放性,对一切简单化的认识提出问题,他要永远对世界保持怀疑和好奇。无论他通过什么手法,是讽刺还是梦幻,借助音乐性还是叙事修辞,最终,他都是刺破确定性的那根针。
摘抄至 每天听本书 《小说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