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年,继儒家之后崛起的是墨子创立的墨家。《韩非子·显学》开篇即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汉代以后,儒家独显,墨家衰微。
墨子,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国人,名翟。墨子及其弟子多来自底层的手工业者和民间武士,长年风吹日晒,皆“面目黧黑”,故后世称其为“墨子”、“墨家”。
墨子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为其他诸子所望尘莫及。
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墨子学派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全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则为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通观墨子言行,尽显其兼爱天下之大气、交利万民之担当、仗义行侠之自我牺牲精神。
墨子由“学儒”到“非儒”
进而创立墨家学派
据《淮南子·要略》,墨子起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本来学儒,《墨子》最前面的“亲士”、“修身”、“所染”、“法议”诸篇,即其“学儒者之业”时的思想体现。其中的“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等,明显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后来,墨子的“贱民”身份和“墨者”经历,使得其不满于儒学礼仪烦琐古板及主张厚葬浪费财物导致百姓贫穷,故从儒家中分化出来,并在“非儒”中创立了墨家学派。孔子儒学崇尚周礼之政,墨子则推崇夏禹之政。
墨子是为民代言的平民政治家
墨子学说的总纲集中体现为两句话:“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前者希望国家富强、人口众多,以刑律政教来治理国家。后者强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务必为天下苍生兴利除害。为了贯彻落实上述总纲,墨子提出了治国安民的十项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此十项事务重在实行,且择要紧者先做,即所谓“择务而从事”。
后人对墨子的非乐、节用、节葬主张多有诟病,认为如此生活过于艰苦乏味,甚至是“反天下之心”。其实,墨子提出这些主张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基于当时连续两三百年的战乱,落后的农业经济,资源经不起消耗,百姓生活困窘,而针对消减王公大人暴敛民财的奢靡消费而言的。他指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倡导“强本节用”,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只有“去其无用之费”,才能实现“国必强,民必富”;只有人人都做好“分事”(分内事),才会“财物倍之”,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墨子是第一个提出靠勤劳创造人生价值的思想家。他认为,人之生存与禽兽、飞鸟、爬虫的区别不在于能吃能喝能繁衍,而在于能劳动,即“今人与此异者,赖其力者也,不赖其力者不生”。可见,墨子是坚持以民(人)为本、为民代言的最讲究实用的平民政治家。
墨子是主张“兼爱天下”的伟大思想家
墨子认为,家庭矛盾、国家混乱、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源在于人们都自爱而不相爱、自利而不相利。因此提出“兼爱天下”的主张,倡导所有的人和国家,不论贫富贵贱、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地相爱。墨子认为:“兼,尽也。尽,莫不然也。”兼爱就是要力所能及地把爱献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充分的爱。唐代长孙无忌说,兼者,互也。兼爱,即互爱。墨子以爱无差等的“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儒家倡导的以“礼”为规范的爱有差等的等级尊卑制度。儒家讲仁爱,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己与人有先后之分;墨家讲兼爱,是爱自己的同时也爱别人,己与人没有先后之分。即“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人,爱己也”;“夫爱人者,人必爱之”。
墨子“兼爱”体现在义、利、爱关系上,强调义利一致、爱利一致。即:“义,利也”;“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爱人利人”;“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体现在天下利益、群体利益与一己之利关系上,强调以天下、群体利益为先。即“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兴利”务必“除害”、“除害”保障“兴利”。而“兴利除害”则必须依“法”,其“法”则以“利人”与否为行为准则。连《孟子》也肯定“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庄子》评价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在“轴心时代”缔造中西方文明的众多先哲中,还没有哪位思想家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兼爱天下”的“大爱”、“利人”思想。比之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尤为难能可贵,而且比西方近代倡导的所谓“博爱”要早得多。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推崇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了”。“中国平等博爱的宗师,非墨子莫属。”
墨子是先秦时代高扬
“非攻”大旗的和平主义者
墨子的兼爱思想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便是主张“非攻”,反对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以众凌寡,倡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墨子本人及其学派不仅仅满足于坐而论道,而且注重身体力行。
在“春秋无义战”的乱世,墨子以“和平天使”自任,栖栖奔走于诸侯国之间,或调解周旋,或着力劝阻大国、强国之君“止攻”,或助小国、弱国“守御”,不时交叉进行,可谓“穿梭外交”、“和平外交”的光辉历史典范。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便从齐国出发,历经十天十夜,“摩顶放踵”、不远千里前去劝阻,成功说服楚王放弃攻宋打算。如果说,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追寻三代胜迹”,那墨子的游说则是为了追寻和平,系和平之旅。鲍鹏山评论说,墨子“被称为救世英雄,孤胆退强敌。他又是一诺千金的侠客,义薄云天。墨子,一个出身草根、热心和平事业的游侠,以苦行、胆识、智慧奔走于诸侯各国,阻止强敌对弱者的侵犯,而他所领导的学派,倡导兼爱、非攻的思想,更成为平民百姓心中不灭的理想”。
墨子所著“非攻”篇可谓先秦时期最为完整的和平宣言。《墨子》自第三十九篇《备城门》至第四十九篇《杂守》,共11篇,全都谈防守。墨子主张“非攻”,所以着力研究守,故司马迁说他“善守御”。汉语成语“墨守成规”之“墨守”即来自墨子。只是与孔子反战不言战、老子慎战不同,墨子反战不是“非战”,而是以战反战、以守反攻。此乃儒墨道之间的区别之一。
墨子提出“尚贤”、
“尚同”的政治构想
在治理层面,墨子主张“尚贤使能”,认为“夫尚贤者,政治之本也”。他倡导任人唯贤,反对“亲亲”、“任人唯亲”的封建贵族世袭制度。墨子说:“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一方面,主张“英雄不问出处”,不管你出身于普通的工人之家,还是农民之家,只要有能,就可以“举之”;另一方面,任用之后还要让其有职有权,并且有利。
在“尚贤”的基础上,墨子又进一步提出“尚同”的政治主张,倡导推选贤者仁人,实行贤人政治,要求上下保持思想一致,从而达到“一同天下之议”的治世(就此而言,“尚同”即“上同”)。其具体设想是:上天“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立以为三公、万国诸侯,以至左右将军、大夫和乡里之长,社会成员自下而上尚同于天子之“义”;并且“上有过,规谏之”。社会成员的意愿层层上达,庶几天子及其以下的各级官吏按共同的“义”行事,从而实现“天下治”。并且,天子的行为是否合于天下之义,必须据其是否尚同于天。墨子为此专门著有“天志”、“明鬼”两篇,企图以虚置的“天”之鬼神来限制天子的权力、威慑天子言行,即所谓“正天子”,“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
应当说,墨子的这一伟大政治构想对贵族特权的否定和限制体现出一定的民主色彩,但其不彻底性,特别是若“尚同”走向极端,便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独裁专制体制。尽管如此,其后两千多年中封建统治者对墨子“尚贤使能”的平民政治诉求和选拔主张却无人敢于响应。辩证地看,墨子从国家治乱的立场出发,劝诫统治者“尚贤使能”、上下“尚同其义”,对于推进善治和维护国家统一,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墨子的兼爱思想在道义上
体现为墨家的仗义行侠,
成为后世游侠精神的源头
墨家既是一个学派组织,又是一个武装团体,具有自己的纲领、明确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墨者集团推选出他们的首领称为“巨子”,成员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墨者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平时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之事。他们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具有“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任侠尚义精神,为了正义即使是牺牲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
与儒家、道家不尚勇相比,墨子则对勇赞赏有加。《墨子·修身》曰:“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汉代陆贾在《新语·思务》中说:“墨子之门多勇士。”这自然是墨子思想培养的结果。《淮南子·泰族训》描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转脚跟后退,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这是一个典型的侠客群体的生动写照,个个都可谓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
《墨经》中阐述任侠的精神为“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追求事业而损害自身利益)、“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做自身所厌恶之事,以解别人之危急)。在楚国吴起之难中,为阳城君守城殉难的墨者达186人之众,他们本来是可以弃城自保的。在“墨子救宋”的传说中,墨子与公输班在楚王面前较量高低,最后一招,也是最具威慑力的一招,就是告知对方自己有300个弟子在宋城严阵以待楚国来犯,楚王由此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如此描述游侠精神:“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一般认为,后世的武侠乃是墨家游侠精神的余脉。
重视科技是墨家区别于
其他诸子学派的鲜明特色
墨子及其弟子不少都是手工业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手工制作技艺。墨子说:“利于人者谓之巧,不利于人者谓之拙。”这里,墨子将“力”引入了科技范畴,认为科技是一种“利于人”的“巧力”,多少带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唯物主义意味。
《墨经》中有关科技的条目多达五十余条,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心理学、人体科学等多个领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均认为,墨子在光学、几何学、力学、十进位制记数法等方面的研究和记述,要大大早于古希腊和印度,与西方近代科学原理几近相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科技学说和科技水平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现代学者杨向奎认为:“墨子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墨子由此也被称为“科圣”。
现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蔡元培先生评论说:“先秦唯子墨子颇治科学”。“墨学中断使中国科学不得发达。”墨家所开创的重视科技的文脉如果后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延续,自然有助于将中国引向科学昌明、科技发达的文明之路。遗憾的是,自秦汉起特别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这一科技文脉便逐步被抛弃甚至遭到排斥。直至晚清,封建统治者仍然盲目以天朝大国自居,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不屑,结果被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炮舰打的一败涂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墨子学说因不受后世封建统治者
欢迎而逐步沉入民间
墨家学派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影响很大,但自秦汉开始,在其后的历史中几近销声匿迹,历史记载极为稀少,这让后世学者感到不可思议。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在《墨学传授考》中感叹说:“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
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曾对孔子与墨子的思想做过如此区分:“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墨家善于运用概念、判断、类比推理等逻辑方法和辩论术说服或批驳论敌、劝和止战。墨学兼含“辩”、“侠”两义,其后继者中多有辩士与侠士。当然,也有如韩非子之流同时否定儒墨者。《韩非子·五蠹》批判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秦皇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秦始皇推行法家之道,发动兼并六国战争,儒家和墨家学说在秦代之丧,势所必然。至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儒家受到独尊,墨家的境遇比之前更差。墨家主张兼爱天下,倡导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为民代言、行侠仗义,自然不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容纳,而且这种理想化的政治主张也很难实现,随渐渐转入地下、潜入民间,以与王朝对抗,成为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侠义精神之源头。
也有人认为,墨家生活方式艰苦单调、境界太高,一般人难以遵行。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另外,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想偏颇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在对待儒墨两家的态度上具有明显的偏颇,儒家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对儒家之源流及主要弟子交代得比较清楚。对于墨子不仅没有单独立传,甚至将其列在《孟子荀卿列传》之后,以区区二十四字简介而已:“盖墨翟,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说明中国传统史籍的主体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及道义来叙述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的。
总而言之,儒学与墨学,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两个层次:儒家代表上层社会文化,孔子是封建统治阶级加封的圣人;墨家则代表下层平民文化,墨子为平民加封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