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工人阶级在中国还具有着社会领导地位。这种地位洋溢在工人自信的脸上，像午后的阳光一样炙热明亮。虽然社会成分在逐步开放的中国被渐渐稀释消解，但丝毫不影响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这支队伍及其精神状态。

生长在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在他们的幼年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更确切的说是在别人的目光里。这是我长大后回顾孩童时代能体会到的一点。

父亲的矿山在一个平原与山地相接的地方。矿山并不大，分为建在高坡上的住宅区和山坳处的矿区两个部份。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要爬过矿山西南侧的山坡到外婆家去，在山腰歇息的时刻向下俯瞰，大阳沐浴着住宅区，修直的绿树守护着红砖砌建的墙体，掩映着灰白色的屋顶。一条水泥马路横贯其间，偶尔会有汽车在路面上行驶。电力矿车闪过一个耀眼的火花从铁轨上划过。矿压机房传出的轰鸣声在山间来回的激荡，伴随着山间的回声形成巨大的混响。在我的记忆里，绿树红墙，颜色簇新艳丽。多年后当我再次注意她时，却满眼尽是灰褐色了，灰色的矿石，褐色的电矿车，走动着穿劳动尼服装的工人，就连一湾湖水似乎也是一种灰蒙蒙的颜色。这处被称为条山铁矿的地方隶属于信阳钢厂。最初信钢是一个省内重大的治金项目，那时还是计划经济，规划中是一座极其宏大的现代化钢铁厂，从采矿、运输、炼焦、烧结、炼铁到轧钢工艺完备，从全国运来的设备堆满了明港铁路西侧的沿岸。据说当时的领导认为信钢就一两千职工，揽下这么大的摊子毫无用处，现有的规模足够我们职工吃了。设备堆放田野里一直生了锈，最后被拉走了。所以最终信钢只保留了明港的钢厂还有连结两个矿区（铁山铁矿和条山铁矿）的明毛铁路。于是我们这群由于父辈在钢厂工作而生活成长的孩子便被称为矿工子弟。

矿工子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父母均为职工，这种孩子可以从小生活在单位的大院里为他们开设的幼儿园，长大后在单位开设的子弟学校读书。他们从小在节假日里就有外出见世面的机会，由父母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城市甚至到省城或北京去。有他们心爱的玩具，可以不穿有补丁的衣服。他们骨子里就有着自负的资本。另一种是父亲一方是职工，母亲在家务农，基于当时的户口制度，孩子的户口跟随母亲落在农村，成为农业户口薄上的名单。这种孩子从小跟着母亲在家务农，放牧、割草、拾柴。他们一点也不比农村孩子下地的机会少甚而更多。但在农村他们也有一个标签，一个父亲有本事家的孩子。他们到了小学的年纪，有的父母会决定送他们到单位的子弟学校去上一年或几年学，接受比农村好一点的教育。于是他们也就结识了一些子弟学校的同学。这些同学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来的路会渐渐的分道扬镳。只有一极小的部分矿工子弟，他们父亲虽也在单位上班，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到属于他们的子弟学校上学。偶尔会由于家务事到矿山来，矿山的球场、医院、学校、食堂、电影院给孩子们暗淡贫乏的乡村记忆里增添一个光鲜繁华的印象。

至少到九十年代初，矿山还是一片繁荣景象。双职工家里的矿工子弟对于矿山有极高的认同感。在那个考大学还比较难的时期里，他们的未来有多种途径与单位相连。内部招工或者初中毕业去参军，基本上都可以名正言顺的步入工人阶级队伍。最不济的也无非是父母一方退休然后孩子接班上岗，更大一部分的是在初中毕业后考进单位的技校。相较于中考和高考，技校的考试要简单的多，并且由于报考技校必须要有城镇户口这一先决条件，所以竞争也要小的多。那时单位的技校招生只针对本单位的子弟，基本上落选的情况较为罕见。在技校，三年毕业后他们顺理成章的成为单位的三级工。那个时代工人与单位紧密相连，这也说明双职工家里的矿工子弟对于单位有更多的依赖。在那个年代父辈为儿女安排好工作，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也是一个职工家庭被认为是否有能力的象征。曾经记得一次去父亲的同事家里，同事的小孩刚被家人安排好工作，在招呼我们的时候，其父看一眼端坐在沙发旁边的儿子，嗔骂其不像工作人员的样子，以此来向我们炫耀，语气里透出的自豪。父亲和我出门时，脸上现出的羡慕神色。能够为孩子安排工作，是那个年代的父辈在儿女面前扬眉吐气事情，甚至是向同事和邻里夸耀的资本。那个时候职工家庭贫富差距相对来说不像现在这么大，除了家里客厅是否有电视之外，每个家庭实际都差不多。单职工家庭的矿山子弟出路相对就窘迫的多。除了单位内招，其他的途径均与他们无关。在我的记忆里，矿山最后一次内招，是在八四年，在其后就没有进行过内招了。所以，他们虽然同属矿工子弟，但到了十五六岁，就是一个分水岭。人生的未来会以不同的途径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下走向两个不同方向。卡着不同矿工子弟的实际上就是一纸户口，一个在那个年代人人艳羡的城镇户口。

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初有了松动。坊间开始半明半暗的贩卖户口。但最初的户口也是极为昂贵的，一个户口差不多要八千乃至上万。这个数字今天听起来已不是多么的吓人了。但只要想一想那时一个矿山职工月工资基本在四百元左右，就能掂量出这个数字的分量了。随后，城镇户口的售卖成为公开的市场行为，其自身的价格也一路下滑，到了九三年我父亲为我购买时只需要三千多元。而我们同班的同学最低的据说是一千元买了姊妹三个的。但这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家庭均是在三四千元的时候入手的。为了孩子能够就业，家长们几乎是孤注一掷。在那个下岗潮席卷中国的时候，矿工们却在违趋势而动，为孩子谋一份工作耗尽家中唯有的一点财力。最早积蓄较多的矿工家庭给孩子买了户口，持有这份户口顺利的进了技校，毕业后分配了工作。正是因为身边成功例子的指引，购买城镇户口上技校成了大部分单职工家庭里矿工子弟最能接近工人队伍的一次机会。并且矿工们普遍相信，上技校后就会按照国家的统一分配政策被安排到本单位工作。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矿工子弟终于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似乎可以平等地在站在同一个起点，在户籍藩篱行将被拆解的时候，他们也摇身一变成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