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在潮汕方言中称为“剃头”，我学会剃头是在读高一的时候。
1964年，市华侨子女补习学校（简称侨补，中侨委直属单位）停办，原办学的校址划转给我就读的省侨中，因为我市有两个华侨中学，故有省侨和市侨之分。
1966年高一第二学期开学，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市区搬到郊区的新学校。新学校让同学们大开眼界，六层楼的教学大楼、四栋三层楼的教师宿舍，四个篮球场、可以容纳1000多师生的大礼堂，还有一个35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市里可算是一流的学校了。
新学校不但改善了教学条件，校领导还做出一个英明的决定：在一栋教师宿舍的楼下和二楼分别办了两个互教互学的兴趣小组，在楼下的是理发室，在二楼的是学习半导体。当老师发动同学们报名的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报了理发组。理发组一般都是在下午第三节课才开放，也没有请什么师傅来教，都是由高年级的学长当指导，我没事就往理发室跑，看看学长怎么理发，渐渐看出一点门道：俗话说，入门看人意，剃头看头势，各人的头势不同，长、短、扁、圆的都有，要有不同的定型；其二，理发讲究要化，理发剪子推上去，要平稳过度，切忌一高一低，象脑袋长了疙瘩般，学长说，这叫“高山大海”，其三，拿剃刀的时候，心要静，手要稳，刀片和皮肤接触的角度也要掌握好，否则，很容易划出伤痕，平时，可以用大冬瓜先练习。
这样看了两个星期，有一天，来了一位姓林的同学，是我们挂钩班的，那时学校实行高中部一个班带初中部一个班，叫挂钩班，大家都认识，所以一进门就打招呼：“秋牛兄，你也在理发室？”“是啊，我已经是剃头师傅了。”我自吹自擂。结果，小林当了我第一个实验的同学。可想而知，最后虽然不会“高山大海”，而“丘陵地带”则是免不了的。
有人说，成长是一段锥心的疼痛，勇往直前，不计后果的那段，叫做青春。的确如此，有时候，想想也是令人后怕。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反正，那时胆子挺大，学也快。后来，有了点技术，小林同学还专门点我的名，认定就要我给理发。
转眼间，文革开始，理发室也关闭了，有一天，我闲着没事，就转到理发室，门关着，门外的一堆垃圾中，发现了一把断了柄的理发剪子，我把垃圾翻了个底，找到那根断柄，带回家，请邻居大哥拿到工厂，焊上断柄。这把缺了两个牙的理发剪子，就是我带到小山村理发的第一代工具。
一套完整的理发工具其实简单：理发剪子，剪刀两把（其中一把是一半带齿状的），剃刀，梳子，披布，剃刀布，镜子，爽身粉等。
知青点的理发，却只有这把焊接的剪子，剪刀就用日常剪布的剪刀，凑合着用，其它工具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了。
开始，我们只是在知青中互相理发，并没打算给社员们义务，一是我们的技术一般般，怕社员嫌弃，二是村子里有一个理发室，一个当地的社员经营，怕抢了他的饭碗。后来，找上门来请我们理发的社员越来越多，我们琢磨着，大队干部可能跟理发室的社员打了招呼或有什么协议，因为他见了我们还微笑着打招呼。这样，我们也就放开手脚，把为社员义务理发作为一项为贫下中农做好事的行动。因为有了义务理发，使知青和社员的距离拉近了，也让我们更了解农村、熟悉农业、读懂农民。那时，一个人理发一次也只要一毛钱，一家子4、5个男的，一个月也只是4、5毛钱而已，但社员们这4、5毛钱能节省就要节省，来之不易啊！
别看小山村有粮食作物，也有经济作物，但收成后都由供销社按国家统一价格收购，记得当时国家收购一斤稻谷（国标一级）只有0.098元，就是说，100斤稻谷才9.8元，是什么概念？一个上海牌手表120元，相当于1200斤稻谷的价值。
所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农村支援了城市，农业支援了工业，农民支援了城市居民，这也是三大差别老是不能缩小的根本原因。
当然，作为知青，在当时，我们还不可能有这个认识，但我们也跟社员一样，省吃俭用，节省每一分钱，日常的酱油醋盐，我们也是拿着鸡蛋到店铺（小商店）去换，去体验着人类社会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产品交换过程。
下乡插队一个多月后，我们第4生产队的华嫂，抱着刚满月的小男孩阿武，来到知青点，请我给他理发，出于礼貌，我对她说：“华嫂，刚满月的孩子理发难度比较高，你为什么不到村理发室去？” 因为这时候的孩子头发还是软软的，文学上称为乳毛未干，真的很难理发。
“他爸说，知青有知识，请知青理发，将来有知识。”华嫂答道。
看来推不掉，我赶忙从屋里拿出爽身粉，给阿武的小脑袋扑上爽身粉，因为爽身粉里有滑石粉，能减少磨擦系数，可以防止老掉牙的剪子夹痛小孩的头皮，这样，阿武又成了我给刚满月孩子理发的第一位。
1998年，在上山下乡30年的日子里，我们又回到小山村，看望我们的第二故乡，在小学里，乡亲们指着一位老师，告诉我，他就是阿武，我不由想起那年他刚满月的时候……
我们知青点有17位知青，现在各奔东西，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大款，事业有成的也好，商场失意的也罢，却没有那一个人的发型很超前、很时髦，大体上都保持着当知青时的发型，这是不是时代留给我们的烙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