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说到过年，脑子里总会浮现一副画面。地上的缝纫机还在疯狂转动，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睡起来一觉的我，揉着眼睛，趴在炕沿边的枕头上，昏黄的灯下母亲还在忙着给我们赶制新衣服。
母亲的眼睛熬得通红，白天工作，下班还有一堆的家务等着她。即便如此，新年的早晨我们姐弟三个，枕头边都会整整齐齐放着一套新新的衣服。我们都在欢呼，惊喜声中起来。家里早已经烧得暖暖的，炉子上茶壶里的水发出欢快地呲呲声儿，等着我们洗漱。我们挨个试着新衣服，嘴里叽叽喳喳，那个时候只有过年才有机会穿新衣服。小孩子们才不管父母为了给孩子们找一块好看的花布攒了多久的布票，多久的工资。也没有人问大人们怎么没有新衣服穿。
那时候的衣服也简单，都是布棉袄，布棉裤。每年年前，母亲都要把棉袄棉裤拆洗干净，给我们把袖子、棉裤腿往长加一截。再给我们做个花布罩衣，罩在棉袄外面过年。
我和姐姐，妈妈还会给我们梳小辫子，像是变戏法般最后给我们别个漂亮的卡子。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吃的东西品种少，我有什么东西都喜欢往嘴里放。那个卡子闻着好香，才不是现在的塑料味道，估计是有机玻璃，颜色淡淡的，像极了一粒大的水果糖，我就经常嘴里含着。父母越说我越来劲儿，最终卡子由于太大，含不住，摔了无数次，成了两半，父母怕我划破嘴，强行扔掉，我心疼地哭了好久好久。
过年的时候可以不做作业，每天吃好吃的，换着人家，轮流请客吃饭。家家户户也差不多就那么几样，油饼、撒子、馒头、豆包、炸带鱼、什锦锅。我能在年前，把母亲精心做好，费劲藏起来的食物都能翻出来。只要能吃，放到嘴里的，我们三个孩子都要去尝尝，极力克制住自己，每天吃点，吃点......糖果、瓜子到年前基本都被我们消灭完了。母亲及时发现的，还会想办法补齐，放在更隐秘的地方。发现不了的，过年的时候摆不出来，客人来会很没有面子。我们也会很愧疚，相互揭发谁吃得更多一些。
记得有年，我们把瓜子吃得只剩个底儿，母亲大怒。初五都没过，家里只摆着一小盘子糖果，这下我们谁都不敢再去动盘子里的糖果。直到过了十五，母亲分给我们一人一把，那次我们把糖纸小心翼翼地剥开，整整齐齐压在炕沿下，展展的，收藏在各自的笔记本中。
去别人作客，我们会很乖，眼睛盯着糖果盒，头却摇着，不要，不要。人家给我们装在口袋里，小孩子们才一哄而散跑到门外去玩。那时候吃糖，比谁吃得快，放在嘴里都没有待过30秒，全部是咬碎直接吞咽。孩子显摆地是谁的手里糖纸多，花样多。手里有张别人没吃过的糖果纸，会牛掰很久的。
后来家里有了奶糖，大白兔奶糖，这次不舍得咬得吃，也咬不动了。慢慢地含着吃。鼻子里闻着奶香满嘴丝滑般牛奶流动，和我那个卡子一样样的味道，从此我就专注吃一种奶糖。也逐渐收敛了自己的顽性，有了女孩子的模样。
如今再也不会为一件新衣欢呼，更不会为一粒糖欣喜，在超市里看到大白兔奶糖还会驻足很久。除了会想念小时候过年的味道，更多的是回忆起那时候的点点滴滴美好的事情，简单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