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了一本《蒋介石与陈诚》，从另外一个角度回顾历史，颇有趣味。
蒋介石与陈诚，颇似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搭档，风雨多年，一生相随
摘录一些段落，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
蒋介石和陈诚，都曾就读于保定军校，又同是浙江人
中国的官场派系，历来是以亲族、同乡、同学为基础。
刘邦平定天下，大封诸刘，刘邦子侄为王为侯者，遍于天下，显赫一时。戚族吕氏、樊哙，因缘而起。而自沛县起兵就追随刘邦的乡党故旧萧何、曹参、王陵、周勃、灌婴等也先后出相拜将。至于历史上说的汉高祖居戮功臣，被烹的“走狗”，只是韩信、彭越、英布之流，他们既不是刘邦的亲族戚族，也非沛县故旧。
自东汉以后，经学兴盛，一些高官饱学之士，聚徒讲学。而这些学徒受教之后，又受高官饱学之士推荐，出而为官。于是师徒相捧、同窗互荐成为风气。到了东汉末年，一些累世不衰的经学大家，如出生了袁绍、袁术的袁氏和出生了杨震、杨修等的弘农杨氏，已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以后，这种以师生、同学为纽带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以至于得了功名的学子都成了主考官的“门生”，同年考中的进士、举人，成了类似同学关系的“同年”。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依靠的是广东人。他手下的干将如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都出生于广东。由于孙中山重用广东人和只注重在广东发动革命，以至引起黄兴、宋教仁这些广东以外的革命党人的不满。
进入蒋介石时代，蒋也依循惯例。蒋氏国民政府中，除了装饰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如谭延闿、程潜、蔡元培、于右任、张静江等之外，其主体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蒋氏戚族。此类人包括孔祥熙、宋子文、蒋经国、俞飞鹏、俞大维等。因蒋介石与陈其美是拜把兄弟，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美之侄，二陈也应属此类。二是浙江同乡。如陈诚、陈仪、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汤恩伯、胡宗南、戴笠等。蒋介石虽是奉化溪口人，但溪口随他发迹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蒋幼时饱受邻里之欺有关。所谓“雷响溪口，雨落奉化”，是说蒋介石起于溪口，沾光的却是奉化人。其实在蒋介石时代，奉化也就是出了俞飞鹏、俞济时和俞大维几个人。三是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蒋介石曾就读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当过黄埔军校校长，和这三个学校都有相当亲密的关系，这些地方出来的人又多，所以在蒋氏国民政府中，以这些地方出身的人最多，构成了蒋氏政府的基干。在国民政府要员中，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主要有：蒋介石、何应钦、程潜、唐生智、阎锡山、陈诚、张治中、顾祝同、刘峙、朱绍良、蒋鼎文、陈仪、白崇禧、上官云相、傅作义、徐永昌、林蔚、罗卓英、汤恩伯、何成浚、张群等等。真正来说，构成国民党统治上层的主要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走上最高决策圈的几乎没有。即使在地方上，如抗战时的战区司令长官和解放战争时的行营主任、地方军政长官，如西南军政长官之类，黄埔军校毕业生中也只有胡宗南一人得以担任，而且担任时间相当短。着名的军统特务戴笠，权力虽大，但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并不高，直到他飞机失事摔死时，军衔才是少将。黄埔学生中，抗战爆发前以胡宗南、黄杰、关麟征、霍揆彰地位最高。以后，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等也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在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中央和地方主要军政人员中，除山西、广西、云南等地外，出任军政首脑的，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或黄埔军校毕业；浙江出生；蒋介石的亲族或威族；在蒋身边或黄埔军校任过职这4个条件，除极少数人而外，大都具备一条两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条件具备得越多，也就表明与蒋介石的关系越密切，当然也就越受蒋介石的重视和青睐了。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1918年考入保定军校炮科，1922年毕业，当时为保定军校炮科8期。同年6月，分配至浙江陆军第二师六团三连当见习军官。1923年2月，前往广东，入建国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任第一师第三团中尉副官。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陈出任炮兵教官。这样，陈诚便具备了浙江人、保定毕业、黄埔教官三项条件。当陈诚进入黄埔军校当教官时，蒋介石正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在广东大红大紫，炙手可热。陈诚从1924年入黄埔军校追随蒋介石直至1965年3月5日逝世，达四十余年。在这四十余年中，陈诚从连长做起，直到升任“副总统”，从1956年到1965年去世，还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陈诚一直是台湾党政军方面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蒋陈的这种关系竟维持15年之久，可见蒋陈关系确实非同寻常。
陈诚对于带兵，颇有一套，把十一师治理得井井有条
1928年9月，陈诚就任第十一师副师长后，开始对所部进行严格的整训。师长曹万顺知道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自己只是过渡人物，很多事情也就不多加干涉，加之曹万顺是行伍出身，字识得又不多，对于现代部队正规训练知道的也很少，于是放手让陈诚去干。而陈诚对他表面上十分恭顺，这使曹对陈也颇为信任。
此时十一师共有3旅6团，在整顿方法上陈诚基本上仿效严重在二十一师时的做法，即“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陈诚主要使用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当时6个团长中，关麟征、陈又新、吴良琛、霍揆彰、滕云部都是黄埔毕业生，只有李明是曹万顺带来的旧人。3个旅长罗卓英。林蔚、桂永清更是一时之选，罗卓英以后很长时间作为陈诚的副手，曾任中国远征军司令不说。其他两个，桂永清以后官至海军总司令，林蔚历任军令部次长、参谋次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诚任用黄埔学生，一直被很多人指责为讨好蒋介石的手段，但事实上，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当时出任中下级军官确实是比较合适的。这些青年军人，有知识、受过专门训练、颇有抱负、有一定的军事专长。何况陈诚用人也颇重才能，宋瑞珂回忆说：“陈诚任师长后，曾多次要我们介绍黄埔三、四期同学来十一师工作。三期以营长或少校团副任用，四期以连长或营副任用。他要求的条件是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不贪财，不怕死’，要能为蒋介石的统治卖命的人。”
在黄埔军校时，陈诚就是严重的部下，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亦严。陈对严亦常以师礼待之。他们律己之严格，生活之俭朴，处事之正直，在广大学生和官兵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赢得了广泛的敬重。北伐开始后，严重在二十一师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连排长、指导员都肩背马枪，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与民众相结合，同时也引导民众接受革命号召，与国民革命军融成一体。每到一地，都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革命道理。陈诚任十一师副师长，主张实行“民主治军”，以区别旧军阀部队。部队各级官长可以互相批评。
陈诚注重军队日常的训练，规定：部队驻防三日便要出操上课；驻防期间，必须制定整个教育计划，按表实施。部队要经常进行实战演习、实弹射击，他认为与其在战场上浪费子弹，不如平时用在训练上。
陈诚对财务管理非常严，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在这一点上他受严重的影响也很大。严重离开二十一师时，将师部所有的公积金全部移交给了陈诚，这在过去的部队里是没有的。当时部队的财务是在师一级，公积金就等于是师长的私产。师长离开，当然要带走。陈诚离开二十一师时，也仿效严重，将手里的公积金全部移交给了下任师长陈继承。1928年6月，陈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警卫司令部被遣散，陈诚将该部结余全部交给了蒋介石，这使蒋对他大为赞赏。陈诚使用军官的条件之一，便是“不贪财”，对军队中存在的吃空额、克扣军饷现象更恨之入骨。1929年6月，陈诚驻襄阳，一天到澡堂洗澡，洗完离开时，有两个洗好澡的十一师士兵在休息，看到师长出来，起立敬礼。陈诚就吩咐卫士为二人付帐，并问他们的姓名和部队番号以及发饷情况，那两个士兵回答了番号，说已有两个月没发饷了。陈回师部即问会计课长，课长说本月的饷已发到团部，上个月的已经发下去一个多月了，是否发到连队还不知道。陈诚立即命令该团团长将连长押送军法处审查，审明该连长挪用饷银一个月。按军法条文，军法处判处该连长撤职判徒刑，而陈诚批示“枪决”。1928年春，陈诚派宋瑞珂到飞机掩护大队任队副，有人向宋报告该大队大队长张有余吃空额5名，工兵连还有5名，来向陈汇报，陈立即下令查办。由于陈诚对挪用军饷、贪污、吃空额打击严厉，所以所部几乎没有敢触犯者。
陈诚出任十一师师长后，公开提出了“经济公开”和“意见公开”两大主张。规定，对部队的人事、经济、教育。管理、训练、作战等等，官兵都可以提出意见。提出的问题，上级军官解决不了，可以向更上一级反映，只要不是诬告，都得处理，不得打击报复。
陈诚部迎击后生智时，是轻装出发，沿途翻山越岭，昼夜不息，结果部队取水做饭的水桶、饭锅丢弃净尽，被迫向民间取用。部队到达酱园店，陈诚集合队伍训话说：“我见你们队伍，常挑老百姓箩筐与老百姓的水桶，甚至连锅子都挑来了，形形色色，如同土匪，还算得是革命军么？这种情形，难道你们都看不见？以后如再有违反纪律乱挑百姓用具，我要同你们拼命。”
开明的用人，严格的内部管理，融洽的官兵关系，严格而合理的训练和严明的纪律，使十一师很快就成了南京政府的一流部队。
中原大战中，陈诚被蒋介石提升为十八军军长
新组成的十八军辖两个师一个攻城旅，当陈诚接管第十四师时，十一师师长由副师长罗卓英升任。十一师仍辖3个旅，每旅下辖3个团，每团2000人左右；师部直属部队有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一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全师约22000人左右。第十四师2旅6团，加上师直属部队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一营和特务连、骑兵连，全师15000人。攻城旅3个团，约6000人。全军共18个团43000人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编制已是相当难得的了。
十八军的装备，在当时来说也是全国军队中最好的。刚成立时，主要火力为步枪、重机关枪、迫击炮和自来得手枪。每个步兵团有步枪千余枝、重机枪12挺、八二迫击炮4门。战斗兵携步枪1枝，子弹150到200发，手榴弹1—2枚，重机枪随机枪弹3000发，迫击炮随炮弹80—100发。团部设有输送连，代为输送弹药。通信器械方面，营以上通有线电话，旅以上通无线电报。1933年南京从欧洲购回各式轻机关枪，配备给十八军的有德造自动步枪、德造哈乞开斯轻机枪、捷造捷克式轻机枪等。这些轻机枪的装备，大大加强了连以下机构的作战能力，因为轻机枪重量轻，操作简便，便于携带。十八军进入江西与红军作战时，还配备有日造七五山炮、三七平射炮。除了增加军事装备外，十八军的训练仍是相当严格的，每每抓住休整时间，开办各种军官训练班及军士教导队。训练时间3—6个月不等。陈诚尤其重视军官训练，1931年在江西吉安办了两期军官补习班，由戴之奇、韩文源等任教官或队长。1933年在南丰每师都办了一个军士教导队。以后，在宁都办了更大规模的军官教育团和军士教导总队。
陈诚在十八军提出了“人事公开”的口号。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军队中的人事安排混乱的情况。
在国民党军队中，军事干部历来都是下级由上级任命或保荐，陈诚的十八军也是如此。一级军队的长官任命后，其辅助官员，大都由长官保荐。例如，任命了师长，师参谋长一般由师长保春，而师长保荐的人，一般都是和师长合得来的。各级财务主管，更是要由主官亲自遴选的，如师长选择军需处长，必用自己的亲信，目的自然是中饱容易。这种做法，优点是使官员之间合作密切，缺点是容易导致引用私人，共同舞弊。陈诚深知此中奥秘，尽管他也是让自己的亲信主管军需。但为把十八军造就成一支相对廉洁的军队，他决意将各级主官和军需分开，不让主官有随便选择军需人员的权力，为此，他提出了“人事公开”。
陈诚到十四师时，他集合师部人员讲话说：“部队是国家的部队，你们是国家的人员，为国家做事，不是为某一主官做事，决不可一朝天子一朝臣，日来已有向我请辞的，我决不会批准的，希望各人安心工作。”这时钱大约留下的副官处长想，副官处和师长的关系最为密切，师长们都愿选贴近的人任副官处长，别的地方的人可以不辞职，但副官处长是不能不辞职的。于是，依例递上辞呈。陈诚见此大怒，当即批日：“副官处长违抗命令；着特务连扣押。”自此再也没人敢上辞呈了。钱大约离任时，师部军需处长随钱离任，陈诚此时没有现成人选。如调十一师军需处长赵志尧，不仅罗卓英处无人，而且事实上等于承认军需处长随师长进退的事实。于是，他嘱咐赵志尧仍安心地在十一师工作，让他另介绍人担任十四师军需处长。赵志尧就把军需学校的一个毕业生介绍了来，经陈诚考察，认为身体精神都不合格，乃予以辞退，另请别人。以后，陈诚在对全军连以上军官训话时说：“本军之人事与经理绝对公开。你们当团长的初到差时请勿带军需人员，报上来我是不会批准的。你如认为以前之军需不好，也得用个时候，不一定是你保荐的人。你如认为你保荐的是好军需，我会在别的单位予以安置。”
陈诚还派赵志尧，在南京挂出十八军驻京办事处的牌子，负责向军政部领取经费和装备。此时军政部长为何应钦，他对十八军的经费，从不克扣和刁难，总是按期如数拨给。
陈诚的起家部队是十一师和十八军，十一合为土，十八合为木，所以以后形成的以十一师和十八军为核心的陈诚军事集团，被人称为“土木系”。
1932年2月3日，红军共2万余人包围赣州，随后展开攻城爆破，猛烈攻击，守城的马崑支持不住，连连告急，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也一再致电陈诚，要求他先解赣州之围，再开赴上海。此时，陈诚作为驻赣南最高军事长官，是奉令东调，还是先解赣州之围，陈拿不定主意，乃急电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要陈“相机处理”。陈诚于是决定先解赣州之围。蒋要陈“相机处理”事实上是一种不想负责任的办法，因如果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发展成全面的中日战争，十八军因救援赣州贻误战机，必将受到严厉的指责。而如果上海战事不扩展，急忙将军队开往上海，导致赣州失守，至少也是指挥上的失误。
陈诚派罗卓英率两师一旅部队，赶到赣州城外。此时围攻赣州的红军，已经由坑道三次实施爆破攻城，并到处张贴“夺取赣州，活捉马崑”，“只杀马崑，不杀守城官兵”的标语。
罗卓英到赣州后，陈诚认为赣州之围已不可解，因此命令罗设法将守城部队接出，万一接不出，也要设法将马崑救出来。陈诚此时抗日心切，并不想让罗卓英在和红军硬拼中拼去实力。罗卓英刚到赣州不久，陈诚就给罗卓英、马崑去电报，称：“罗指挥官、马旅长：查赣围已解，本军奉命东下抗日，惟赣民有愿随军北往者，由兄妥为部署。”想将城内愿意随国民党军走的人接走就算完事。3月2日，罗卓英利用围城红军警戒不严的缺点，指挥三十三旅旅长黄维率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偷渡赣江成功，潜入城中，加强了城中防守力量。6日深夜，赣州城内马良旅和黄维旅各一团，分由城西和城南出城袭击红军。红军仓促应战，损失颇大。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3月7日，红军撤围。陈诚对解救赣州之围的决策非常得意，他后来说：“照人情讲，当时多数官兵的心理，哪一个不愿到沪淞，既可做民族英雄，又可获得较好的给养，但如果一开拔，共匪要立即进占赣州，江西剿匪形势立刻发生动摇，所以我当时召集一个全体官长会议，凡是校官以上阶级，一律参加，一切由会议决定进止。后来这个会议反复讨论，决定先确保赣州，所以当时凭借几天的粮，一鼓气便把赣州附近的共匪肃清了。”
陈诚解赣州围后，沪淞抗战已经停火，陈诚的十八军也就没了东调的必要，陈诚部进驻抚州。在抚州期间，陈诚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远见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陈诚认为，红军在江西能生存下去，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统治腐化，他认为只有刷新政治、清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清除贪污腐化，才能消除动乱之源。于是，他搜集有关江西政治中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的材料，让邱行湘加以整理，指控熊式辉，但没有结果。第二个建议是，陈诚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并未实行。共产党所以在江西深得民心，是因为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因而深得农民拥护。如果想让农民也支持国民党，就得让其得到土地。因而陈诚建议，实行“限田制度”，一方面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用赎买的办法，由政府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安抚这些人，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陈诚要求江西省政府先做实验，但为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拒绝。
军阀存在的基础是自己掌握军队，军队效忠本人，所以一般来说军阀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都是和他的军队实力息息相关的。这样，作为军阀来说，最关心的就是保存并扩大军队实力。北伐战争过程中，一些军阀由于种种原因，服膺国民革命，加入国民革命军系列，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存或扩大实力。但北伐成功以后，他们很快就和南京政府产生了分歧。因为南京政府要削弱他们的实力，要夺走军权。所以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结束后，开编遣会议来削减军阀实力。而军阀们反对南京的口号，是反对集权于中央，编造不公和对军阀军饷和装备上的歧视。
蒋介石消灭异己，削弱地方军阀，采取的手段不尽相同。对那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只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根本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军阀，坚决地削弱或消灭。而完全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非蒋介石嫡系的实力人物，诸如西北军的孙连仲、晋军的商震等人、孙传芳旧部陈调元。张宗昌旧部徐源泉等人，蒋介石并未解散他们的旧部，而且相当地信任和重用。对如孙殿英、石友三、韩复榘之类，只要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即使是汉奸也做得的人物，恐怕蒋介石要削弱或消灭他们，也无可厚非。
陈诚在蒋介石集团中，用快刀斩乱麻的武力手段，吞并杂牌军是最为有名的，而在江西前线，这种方法使用得最多。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9月15日，韩德勤部五十二师在兴国县的方石岭，遇红军伏击，随韩行动的2旅4团部队损失殆尽，韩德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出，仅以身免。韩德勤没法在五十二师继续干下去，只得上书辞职。1931年秋，蒋介石命令陈诚接过五十二师番号，划归十八军建制，陈诚将十一师独立旅和十四师攻城旅划入五十二师，自兼师长，以原独立旅旅长李明任副师长，柳际明任参谋长。原五十二师残部编为独立团，由王作华任团长。陈诚原来兼任的十四师师长由副师长周至柔升任，由霍揆彰任副师长。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新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为直属单位，军长不兼师长，五十二师师长于是由李明升任。
陈诚在接管五十二师以后，受到五十二师残部官兵很大反对。原五十二补充团和其它部队只编为一个独立团，因补充团仍然很完整，未受损失，所以补充团团长陈纯道反对。陈诚便以驻军最高指挥官名义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当场宣布陈纯道违抗命令，图谋不轨，命令副官邱行湘将其逮捕，听候处理。就在扣押陈纯道的当天晚上，吉安河东的县警备队被红军地方武装围歼，枪声密集，并有流弹射到设在吉安中学的十八军军部。陈诚以为是五十二师发生兵变，立即命令以军部为核心构筑阵地，急召韩德勤来军部，并命驻吉安凤凰圩的独立旅前往增援。后来查明情况，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
陈纯道被扣押后，经人说情几个月后才被释放。
四十三师是孙传芳残部四十七师在中原大战后扩编而成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四十七师扩编为第九军，由上官云相出任军长，前往江西参加“剿共”。上官云相的基本部队四十七师第一次“围剿”时在九寸岭被红军击溃，第三次“围剿”时又被红军击败，郭华宗反对上官云相出任第九军军长，便将第四十三师带走，脱离第九军建制。1931年冬，四十三师驻在吉安西南潇水东岸、禾水北岸地区。郭华宗克扣军晌，引起部下官兵的不满。蒋介石于是下令陈诚对四十三师加以改编，陈诚便以“不听指挥，擅自行动”为由，要求郭华宗交出部队。郭以“未接到最高统帅部命令”拒绝，陈于是决心以武力强迫郭华宗交出四十三师。
1932年春，陈诚利用解赣州之围的十八军返回吉安的机会，命令十四师突然将四十三师包围，宣称如不接受改编，将把四十三师全师缴械。郭华宗最初不肯妥协，拒绝接受改编。相持两日，郭部旅长，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孔令恂和团长韩锡侯等都赞成接受陈诚的条件。郭华宗众叛亲离，只得接受陈诚送他的三万元，离开了四十三师。陈诚便以刘绍先任师长，邹洪为副师长，旅团长以下人员不动，将四十三师划入十八军建制。
四十三师内部军官相当腐化，对士兵打骂、体罚、克扣军饷盛行。进入十八军建制后，军官对士兵态度和蔼，取消了打骂体罚，而且能按月如数领到粮饷，“使下级干部和士兵感到轻松自由，因而他们认为跟陈诚当兵，比跟郭华宗要强几十倍。因此对陈诚产生好感，表示特别服从，执行命令甚为彻底。陈诚到这个师视察训话时，特别夸奖了几句，这个师的官兵就更加甘愿给陈诚当炮灰了。”
五十九师原是贵州的地方部队，何应钦“是贵州人在中央的大头头”。为了把五十九师调到江西参加“剿共”，何应钦曾拍胸脯保证不会出现问题，于是该师便在师长张英的率领下开到了江西前线。可五十九师太过腐败，纪律很坏，又抽大烟，还在驻地发良民证，每张勒索5元，蒋介石于是密令陈诚将其相机改编。
1932年秋，张英师驻防永丰，四十三师驻守乐安被红军包围，陈诚率军由抚河方面前往救援。红军撤围后，陈诚在归途中，命令包围永丰城，毫不客气地展开攻击，张英设在城内的师部的三个团被缴枪，只有团长李弥不肯缴械，率全团突围上黎岭，编入熊式辉第五师建制。陈诚命令四十三师孔令河旅和邱行湘特务营追击。李弥和邱行湘是黄埔时的同学，邱便写信劝李弥归顺陈诚，李弥拒绝。事后，何应钦指责陈诚不该如此解决张英部队，熊式辉也反对陈诚的这种做法。陈诚反而责怪何应钦、熊式辉不应将李弥团编入第五师。何应钦只好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装糊涂，事情就这样马马虎虎地过去了。陈诚接过五十九师番号后，经过整编以五十二师副师长陈时骥为师长，施兆衡为副师长，杨德良、方靖为旅长。至此，十八军共辖5个师，29个团。
陈诚的这种解决杂牌部队的办法，引起了杂牌部队的恐惧感。“他们向十八军靠拢时，都严加警戒，如临大敌，比对红军还紧张。”陈诚、周至柔都觉得不妙，这样下去“可能演成一场战争，牵动大局。甚至杂牌军队为了生存，可能先发制人，进行反击。因此，此后他就不再采用这种手段了”
沪淞抗战国民党共调集了近70个师70万人参战，日本方面在正面使用了11个师团、另有海军陆战队6000名。炮300门、战车200辆、飞机200架以及驻上海的日本舰队参战。由于在正面难以突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抄袭中国军队侧后方，中国军队于11月12日全面撤退。淞沪作战，除海空军外，日本共使用了14个半师团，30万人左右。
由于日本军队装备精良，中国军队伤亡很大。胡宗南的第一军，在上海北郊作战，接防后，“士气旺盛，作战顽强，对敌人寸土必争，每屋必战，打了一个星期，始终守住阵地，因此伤亡惨重。胡宗南一声不叫，顾祝同知道了，在电话中说今晚派某部换防，胡才说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战后检查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李铁军部，军官多数阵亡，士兵共补充兵员4次，接防换防5次。损失惨重。
鉴于在上海作战，国民党军受到日军海陆空联合进攻的实况，8月底，张发奎和张治中，即联合“建议于最高统帅部，主张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作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的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须先以10个师的兵力预先占领苏嘉、吴福线之既没阵地，以为第二抵抗线，此10个师的兵力除非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它状况而使用。我们二人并明白表示，愿自接受敌人攻击之日起，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3个月时间的责任”。从以后的战况看，张发奎和张治中的意见，无异是最正确不过的。但蒋介石不赞成这个建议，“他的意见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一地区”。此时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尚未到，战场上日军攻击尚不激烈，所以很多将领都认为日军的“攻势已至极点”。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判断认为“淞沪方面的战况已经稳定了”。
9月中旬以后，日军大批增援部队来到，战事对中国军队不利。10月中旬，广西部队来到沪淞前线，李宗仁、白崇禧都到上海视察。白崇禧认为桂军英勇善战，力主反攻，并亲到前线指挥。这时正值国联即将开会，蒋介石也想打一个胜仗，在国际上显示中国军队力量。“反攻前，调集了一些炮兵，并准备好施放烟雾，予以支援，但这时已无飞机，只好将桂军6个师全部用上。是日晨风向不利，烟雾反吹向我方，炮兵看不清目标，无法支援。日军炮多威力大，视界清楚，我炮一发射即刻被压制。似知道我反攻部署，预先将坦克及炮兵机枪等火力布置好。桂军官兵不知厉害，挺直身体毫无掩蔽地向敌阵猛进，拿起步枪向坦克冲锋。敌人放桂军官兵进到阵地前，即用火力前后封锁，猛烈射击。肉体挡不住子弹，又无藏身之地，桂军纷纷壮烈牺牲。后续部队急忙退却，敌人阵地则丝毫未被突破。”
桂军反攻失败后，日军向南翔、大场一线进攻，但也无大的进展。此时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应考虑长期抗战，保全部队战斗力，有秩序地逐步退守吴福线、锡澄线，保卫南京安全，不必退守沪西。”这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即军令部），“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抽调的增援部队。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上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退到常熟、苏州、嘉兴一线（简称吴福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一线（简称锡澄线）进行整补。”这本是作战开始时既定的作战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可在10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施时，“蒋介石突然于11月1日晚10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开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以约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作战报告。接着蒋介石讲话，……，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蒋说这些话，语气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这样，本来已非常不利的淞沪战局，便又苦撑了下去。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部队不能打了。如无生力军加入，则应转移阵地，进入第二道防线，调整部队，继续抗战。”8日，第三战区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当淞沪前线下令撤退时，中国军队在正面已呈不支状态，日军第十军于9日占杉江，中国军队更面临后路被截断的危险，加上后退组织不好和日军飞机空袭，后撤几乎近似于清逃。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国防工事未经使用，便被遗弃了。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原来的作战计划是非常正确的，会战开始后前线指挥官诸如陈诚、张发奎、张治中等人也都主张适可而止，不能在上海拼光了老本。但蒋介石在进攻时推迟进攻时间，致使失去了将日军一举击溃的战机；以后又意气用事，坚守上海不退；到最后撤退时，又因国联开会使本已开始的上海撤退中止，结果造成了形同溃逃的上海撤退。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个人指挥上的重大失误。上海撤退的一再延误，在国民党将领中引起了广泛批评，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将“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一掷”，“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部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至于犯错误的原因，李宗仁认为，“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之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至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完全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李宗仁和白崇禧也都曾向蒋建议上海战事应适可而止，但都未被蒋接受，李宗仁觉得早应撤退，“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甚远。”
陈诚对淞沪抗战的指挥也颇有批评，1938年2月28日他在武昌珞珈山所作的《沪战的经过与教训》讲话中，认为淞沪抗战失败的教训之一是政略和战略不分，“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端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保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利，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变化。”这显然是对蒋介石的批评，因为只有蒋一个人才可操作政略和战略。
1938年6月，蒋任陈诚为湖北省主席，因陈忙于战事，主席一职由严重代理。这样，蒋介石不仅留住了严重，而且因严重的关系，在湖北省政府中还留住了和严一样怪的张难先和石瑛。张难先、石瑛和严重都是所谓湖北“四大怪”中的人物，能够为蒋启用，这在当时，给人一个非常清新的印象。
严重对陈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陈诚所谓的“三大公开”，实际上是仿效严重，即使以后在公开场合，他也经常引用严重的话来训导部属。
陈诚主持鄂政的政绩之一是惩治贪污。1940年9月，他到湖北亲主省政后，先后枪毙了几名贪污犯，其中有宜昌县长武长青、监利县长黄向荣、省粮政局恩施办事处主任陈国梁等人。武长青是陈的保定军校同学，黄向荣毕业于黄埔军校，陈国梁与当时的民政厅长兼粮政局长朱怀冰颇有渊源。这些人在国民党时代被处决，确实使人感到相当吃惊。陈诚不仅自己廉洁，对其它贪污腐败事件，也敢于揭露，他曾公开骂过孔祥熙，并揭露了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早年在广州包揽市区粪便而大发横财的臭史。
陈诚比较爱护青年。当时由于缺乏干部，便由军官团。战干团、三青团中，训练大批干部，分派各部队机关服务。由于这些青年缺乏经验，有几个单位的主管便向陈诉苦，说这些青年干部能力不足，缺乏经验，公文不会办，只会唱高调。陈反问说：“你们不想想你们的青年时代是怎样过来的？青年们刚出徒，不会办‘等因奉此’的公文，算不上什么缺点。他们因为没有经验，对事情便不会有成见，指导他们，也许比对有经验的人更容易。”
抗战时的湖北联合中学，是由严重发起的，而且得到张难先和石瑛的支持。1938年6月陈诚出任湖北省主席后，陈诚和严重主持制订了一个《非常时期应变方案》，因武汉即将成为战场，乃决定将中等以上学校全部迁到鄂西和鄂西北，为了解决学生费用问题，决定这些学校实行公费制度，由陈诚以省主席名义兼任校长，副校长由教育厅长兼任。当时联合中学有学生一万多人，所花费用，都由政府负担。陈诚的解释是：“这一万多青年是我们湖北的精华，最重要的资产，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子女，好好教育他们。如果经费发生困难，宁可把省保安团队裁减一两个团，以所节省下来的钱，造就这些学生。”陈诚还拨款为省立教育学院修建了校舍，相继创办了农学院和工学院、医学院。
湖北的禁毒，也是起于严重。湖北省府迁恩施后，严重下令“凡公职人员吸食鸦片，按战时军法处死”。以后，严重更下令“凡在省境内种、吸、售、运、藏鸦片者，一律按军法从事”。当时军委会执法总监部和司法部都反对严的这一做法，严决不妥协，并以辞职向蒋力争。这时陈诚正在重庆，坚决支持严重的严禁烟毒政策，严令得以执行。1940年9月陈诚亲执省政后，于10月27日下令，从1941年元月1日起，凡运、种、吸、卖、藏烟者，不分情节轻重，一律枪决。由于陈诚敢说敢做，对他的命令，谁也不敢轻犯。
陈诚主鄂的创举之一，是他创建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它的内容，包括计口授粮、凭证分配、平价供应、物物交换措施。由于当时鄂西大军云集，粮食不够吃，陈诚到恩施后，首先解决缺粮危机，由于第六战区是四川的屏障，蒋介石对第六战区特别重视，曾喊出“军事第一”，“六战区第一”的口号，陈诚便以此为由，向川湘两省要粮。粮食要来了，按人口分配。在各县普遍建立交换站，让农民用米。麦、豆、柴等，到交换站换取食盐、肥皂、毛巾、布匹等。又在各县设平价物品供应处，人民所需生活必需品，可凭证到供应处购买。对公职人员，以人口多少发给实物，每人半年配给白布3丈，每人每星期配给猪肉一斤。当时恩施共有公职人员5万人左右，在计口授粮制度下，人们生活虽不富足，但相当稳定，有条不紊。陈诚的这些措施，得到了诸多好评。
陈诚在湖北还推行“二五减租”，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另外，他在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救济以及公文改革上，也都有相当多的创建。
陈诚执政湖北，从1938年6月到1943年2月离开湖北出任远征军司令官，有四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严重代理主席两年左右，陈诚执政两年半的时间。从湖北执政可以看出，陈诚在行政管理上，是相当有一套的，尤其是他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和“二五减租”，在当时敢于实行，而且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是需要相当的胆略和魄力的。看陈诚在湖北的作为，也就不难理解以后他到台湾，为什么在政府管理上那样得心应手了。
陈诚自己标榜不贪污，不蓄私产，所以对贪污腐化尤其痛恨，他曾公开指名批评过孔祥熙。在私人应酬上，陈诚也不讲排场，家中一切家务，都由夫人谭祥操办，不请保姆。他曾从夫人谭祥口中，听说跟随他多年的副官石心志雇了个佣人，一怒之下，将石心志解了职。还是罗卓英从中斡旋，先收留了石心志，又向陈诚解释，石心志才又回到陈诚身边。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陈诚的办法是发展生产、物物交换和对公教人员平价供应。当时的国民政府粮食部，常发粮食代金以解决问题，陈诚对此大有看法，指责粮食部长徐湛说：“饿了能吃代金？把粮食部并到财政部去。”吓得徐湛不敢再发。
蒋介石让陈诚为他把守半扇门，对陈的话听的有限；而坐镇恩施的陈诚，也不乏“陈词滥调”
1939年初起，陈诚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交薛岳代理，留下参谋长施伯衡驻衡阳，自己仅带参谋处长刘云瀚等少数人到重庆，主持政治部、三青团和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工作，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政治上，但蒋介石也没有让他脱离军事。而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因和蒋介石关系一直不睦，很多事情，也请陈诚从中转颊。
1944年12月初，中美联席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方面以陈诚为首席代表，魏德迈为美方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魏德迈向蒋介石和陈诚建议军事委员会专门成立指挥中国野战军的总司令部，鉴于国民党军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足，“他认为中国部队官兵需要良好的营养食物比需要枪炮更迫切”。为了提高士兵生活建议缩编部队，“他以实际数字指出，中国军队一个军常有3万个名额，却只有二千支步枪作战，人数太多，薪饷菲薄，给养低劣，部队长又吃空缺，以致士气低落”，因而他主张裁撤机构，裁撤冗员，把全国军队生活提高到和驻缅甸印度军队一样高的标准。陈诚于是开始作裁军计划。
陈诚认为提高士兵的现金待遇仍只是治标，没办法革除中饱、吃空缺的积弊，因此决定改现金补给制度为实物补给制度，并从宪兵开始实行。但实物补给制度手续麻烦，被很多高级将领所反对，未能得以开展。
按照陈诚的裁军计划，到1945年底，国民党原有的124个军、354个师、36个独立旅、28个独立团、15个独立营；要裁去31个军，111个师、28个独立旅、13个独立团，10个独立营。军事机关原有的4550个单位，裁并1779个。原有的92个军事学校，裁并70个。总计原有兵员590多万人，整编后留430余万人。
按说在抗B结束后裁减军队、节省财政开支是好事，但在中国马上就出了麻烦。士兵倒好办，回家务农，不裁有好多人还要开小差，裁下去，巴不得呢！问题首先便出在了军官身上。这些军官早已成为职业军人，除了会带兵打仗外，一无所长。对裁并下来的军官，陈诚也并不是一脚踢出军队去，任其自生自灭，他将这些人编入“军官总队”。可这些军官在军队中喝五吆六惯了，一下子没人侍候，怎么能过得惯，于是所谓的“军官总”便和“立监委”、“国大代表”、“青年从”、“新闻记（者）”成了国民党的“五毒”之一，整天吵吵闹闹，争斗不休。最后，这些人更和一帮失业军官，到南京中山陵去“哭陵”，指责军政部对他们残忍无道。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声称：“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们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22日，毛泽东复电派周恩来前去商讨一切。同日，斯大林也致电延安，催促毛泽东去重庆。23日，蒋介石又致电毛泽东：“承派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使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驰速驾。”
蒋介石有和别人谈不拢，就将之扣留的习惯，李济深。胡汉民都曾受此优待。毛泽东受蒋迭电邀请，不去无以对国内舆论，去了确实也有蒋翻脸留人的危险。25日，延安方面又接美军参谋长魏德迈促驾来电，乃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离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认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中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中共还决定在谈判中，第一步让出广东、海南地区；第二步让出江南地区；第三步让出江北地区。但在其它地区，绝不让步”
从蒋介石宣布“5个月内打垮共军”到刘邓进军大别山，不过七、八个月的时间，蒋军何以失败如此之迅速？仅从战场上看，蒋军犯的最致命的错误，是固守城池、占领点线。在内战开始之初，蒋介石也曾宣布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以“歼灭共军兵力”为目标，但在具体作战时，不知不觉中，即将这种战略变了形。首先，蒋军从一开始，军事行动即受了政治宣传的影响。蒋军攻占承德，宣传是大胜，占领张家口，宣传是大胜；占领延安，宣传也是大胜。但这些大胜，事实上都未伤及中共军队主力。这就在宣传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蒋军也并非不知道宣传占领一城一地为大胜有点勉强，但为了鼓舞士气、激励军心和在国际宣传上造成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声势，便不惜饮鸠止渴。宣传的结果，便是这些地方占领了，就要守下去，结果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以一城一地为得失了。抗战爆发以后，陈诚在武汉曾委婉地批评过蒋介石因“政略”影响“战略”，当时是因蒋要照顾国际联盟开会，而改变了在上海预定的作战计划，导致上海抗战以后无秩序的溃退。此时实际上也是“政略”影响了“战略”，因为政治宣传上的需要而使预定的以歼灭有生力量为目标的作战方针变了形。
从战术上讲，中共部队并没有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分散游击战）来对付蒋介石，而是重新用红军时代早已得心应手的运动战，而且规模比过去大得多，有时达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中共缺少重兵器，所以在运动战中侧重于野战，以重兵在运动中包围蒋军一部，将其消灭。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实际上未找出对付中共大范围、大规模运动战的办法。因为作战范围大，蒋介石在江西用过的堡垒战术无法实行，而且由于中共已有炮兵，蒋军在江西的那种土碉堡也抵不住打击；因为中共部队多，蒋介石也没有从几面将中共部队包围的兵力，限制不了中共部队的机动性。
另外，蒋军的军事行动和其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分离的，后勤补给也都基本上由军队本身来办，在作战中，军队是单独行动。而解放军和地方政权配合密切，地方游击队提供军事、情报上的支援，地方政权提供运输、后勤以及救护上的保障。所以在正规军队人数上，无疑蒋军要比解放军多得多，但若加上地方部队的后勤、运输、救护等方面的援助，中共方面的力量和蒋介石方面对比，差得也就不是那么悬殊了。而且由于中共在解放区的动员彻底，实行的土地政策又深得民心，政治稳定，尤其是解放军前线指挥员指挥得力，蒋军很快失去优势，而最后陷入失败。蒋军战略上失败的责任，最主要的承担者应是蒋介石和陈诚。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分四路进入我国东北。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到8月下旬，苏军将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旅顺以及承德、张北等要点完全占领。
苏军进入东北后，将日本占领东北14年间所搜刮的财富，包括机械、设备、铁路机车等可以拿得走的资产价值百亿美元以上，全部席卷而去。苏军过处，民间耕畜、牛羊，也都成为苏军的“战利品”。对于搬不走的工厂，苏军也不放过。1945年11月24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傲说，日本所建所有在东北的工。矿设施作为战利品，归苏联所有；剩下的154种企业归中苏共管。鉴于国民党政府急于接收东北的心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1945年12月7日明确表示：“除非此一经济合作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苏联从东北撤军日期将不能预测。”
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枪炮不怎么感兴趣，加上苏军在感情上同情中共，这就给了中共军队接收关东军装备的机会。苏军也借此向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让其让出更多的权益。
除了接收了关东军的武装外，中共事实上还接收了伪“满洲国”的大部分军队。李宗仁认为东北伪军接收，是蒋军在东北失败的开始，而错误的起源，仍在陈诚。他说：“更有一荒唐绝顶的事，便是陈诚在胜利后所发一连串的遣散伪军的命令。东北伪军40万均由日本装备训练，极有基础。他们久处日军铁蹄之下，含愤莫雪，一旦抗日胜利，无不摩拳擦掌，希为中央政府效命，一雪作伪军之耻。当时政府如善加绥抚，晓以大义，这40万伪军只需一声号令，即可保东北于无虞。无奈陈诚仰承上峰旨意，竟下令遣散。熊式辉若是一个有眼光而勇于负责的干员，未尝不可把这道命令暂时搁置。殊不知熊式辉就是一位只知做官的人物，他竟把陈诚这道糊涂命令通令全体伪军。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迨中央发现其错误企图加以纠正时，已来不及了。”
陈诚下令解散伪军对国民党不利是事实，但当陈诚还未下解散令时，东北伪军已在苏联红军进攻、日军投降的情况下基本逃散，林彪后来将这些人收拢起来，实际上是重新召组。当时控制东北的是苏军，陈诚的命令在东北是无法下达的。而先到东北的熊式辉，实际上也无法开展其工作。熊式辉是1945年1月2日乘飞机率百余人到长春的，“抵长之后，如入敌国，被苏军招待居住于一指定的大厦内，派苏军站岗保护。式辉以本国接收大员，因恐开罪苏联，竟服服帖帖地龟缩于住宅之内，甚至连本地人民派来的欢迎代表也不敢接见。”
陈诚到东北后，颇有一番重整东北蒋军的雄心，公开宣称“要6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由于陈诚干事干净利落，开始时一些东北人士对他也是抱很大希望的。辽宁省参议会议长马愚忱曾开玩笑说：“熊式辉是内科大夫，只给点药，治不好病；陈主任是会开刀的外科大夫，对东北的恶瘤开刀，大家可以给亲属签字信任。”
陈诚到东北后开的第一刀是惩治贪污和整饬军纪。辽宁省主席徐箴被撤职，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刘玉章被撤职。中将田湘藩，以开“兵学研究会”为名，暗中开设赌场，陈诚将之逮捕。本溪区的一个保安司令李耀慈，弃职潜逃，被捉住后，陈诚命令将其处以极刑。最有意思的是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6月下旬刚在四平街战役中取胜，获得青天白日勋章，陈诚到东北即以陈明仁盗卖军粮。贪污为名，将陈明仁撤职查办。当时有人说：“陈明仁胸前挂勋章，手中拿撤职令，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陈明仁是湖南人，黄埔一期毕业，颇有战功，但因为人桀骛不驯，为蒋介石所不喜，久不提升。到1947年很多黄埔一期毕业生已为兵团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时，他仍为军长。陈对蒋非常不满，转而和桂系的白崇禧拉得很近。他打胜四平街战役时，白崇禧以国防部长身份正在沈阳督战，对陈明仁大加赞扬。蒋介石因而对陈明仁更不放心，就让陈诚借故将他免职了。
陈诚这种作风很快在东北得罪了很多人。东北的党政人员主要是熊式辉拉来的，军队高级将领主要是杜聿明的老部下。陈诚“大肆攻击原在东北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政治腐败无能、军事指挥失当，致使东北‘国军’成了瓮中之鳖，等等。……他当着众多新闻记者的面，如此刻薄地攻击熊、杜等人，一时舆论哗然，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们，也多有不平之色”。
陈诚的第二刀是锐意整军，大力扩充部队。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在这里，官多于兵，兵多于枪，各部队不负责作战，反而去做生意，作政治活动。各级地方政府收编杂色游击队伍为保安团，将保安经费数字列在预算第一位。这些保安团打了败仗，各自逃走了事，这简直是祸国殃民的行径。”由于保安部队还到处扰民，陈诚便决定将其编散，准备将东北原有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总队等，编入正规部队。这时有东北当地人向陈诚建议说：“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不听，回答说：“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
陈诚在东北扩军，扩编了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4个军，又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把青年军二○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另外，陈诚又从苏北将四十九军调到东北，加上原有的8个军，总数有14个军之多。陈诚这么干，虽然将地方部队编入正规部队，表面上部队实力增加，但实际效果未必好。当时任东北行辕副主任的郑洞国等都认为：“经过这番整顿扩充，正规军队的人数和装备有了增加，但许多部队的能力却因原建制被打乱、兵力强弱搭配而未得到提高，有的甚至降低了战斗力。”
国民党的经济早在1946、1947年就因美援不来和物价飞涨而困难重重。到1948年因内战越打越大，开支越来越多，财政已面临破产的局面。蒋介石无奈，采取财政部长王云五的建议，发行金元券，以金元券为本位币，兑回法币。外币和民间金银，金元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蒋介石发行金元券的目的，本是将黄金、白银和外币集中到中央，加强中央的通货储备和稳定物价。可金元券发行不久，即走上了法币的老路。在发行金元券时南京政府声称金元券为“十足准备”的货币，保证不贬值。可不久，金元券的价值就一落千丈，成了南京政府骗取民间所藏金银外币的手段。甫京政府稳定不了金元券的币值，金元券在民间已失去信用，所以到1949年初，只得停止金元券和金银、外币的强制性兑换。
蒋经国认为，经济形势恶化，物价飞涨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奸商和不法官吏营私舞弊、投机市场。蒋介石同意蒋经国的看法，在发行金元券的同时，派蒋经国为经济特派员会上海，负责平抑物价。蒋经国于是组建“勘建大队”，在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声称“只打老虎，不打苍蝇”，要拿大投机商和大的贪官污吏开刀。蒋经国到上海后，先惩办财政部秘书陶明启，以陶利用职权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水纱股票为名，将陶逮捕。蒋又将囤积居奇的王春哲处死，其他巨商大贾64人逮捕。蒋经国因此在上海声名大振。不久蒋经国开始查扬子公司囤积案。扬子公司是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主持的，宋美龄也有股份。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反对蒋经国干涉扬子公司案，蒋介石支持宋美龄，对蒋经国说：“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结果蒋经国也就查不了扬子公司。这样，蒋经国的“打老虎”也就失败了。11月6日，蒋经国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蒋经国查扬子公司案失败后，上海的物价重新上涨，抢购风之严重，甚于以前。
蒋介石在东北战场、淮海战场上的惨败，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不明智。在东北战场上若早做战略收缩，接受魏德迈的意见，退守锦州以西地区，放弃毫无希望守住的长春、四平、沈阳等据点，既不会败得那样快，也不会败得那样惨。淮海战役，他若早接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建议，放弃徐州等地区，退守淮河以南，也不会那样快就瓦解。
淮海战役到后期，蒋军被歼无疑，事实上蒋介石可能已有经营台湾的打算。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既不与陈诚商量，也未通知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突然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随后电令陈诚立即去台北，“克日接事”。29日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夕，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决定，一方面是在作自己下野以后的人事安排，使自己不致于下野即失权；另一方面，蒋此时可能已确认长江以南无法守住，与其像在东北、淮海一样顽固地硬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如干脆明智一点，放弃那些不可能争到手的东西，以避免更大的失败。所以蒋介石在下野前夕的安排，都有并不准备守住江南半壁的打算。如长江江防，中下游为白崇禧和汤恩伯负责，白崇禧坐镇武汉，负责湖口以上防务；汤恩伯负责湖口以下防务。可汤恩伯按蒋介石的旨意，并未将部队置在江防上，只是重点防守上海，掩护将上海的金银外币和机械设备以及故宫珍品运往台湾，并没有守住长江和中共划江而治的企图。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来看，蒋的这种部署实际上是明智的。当时守长江的白崇禧、汤恩伯部，总共不超过六、七十万人，白崇禧部的张淦、宋希濂兵团尚称精锐，可以一战；汤恩伯部都是在中原和华东战场上被打败的残兵，无论军队的完整程度、装备、士气实际上都不堪一战。从以后汤部守上海的战况看，即使是守上海这样的经过精心构筑防御工事的堡垒式城市，汤部都迅速瓦解，若让其防守长达千里的长江防线，无疑是以卵击石。再说，白崇禧、汤恩伯部不过六、七十万人屡败疲惫之师，守卫西起宜昌东到上海的长江防线，面对隔江立阵的解放军陈粟、刘邓上百万的百战得胜之兵和林彪部肖劲光第十二兵团，江防确实无法可守。所以蒋介石只能弃守长江，只守上海而预做最后退守台湾的准备。蒋介石的这种做法，颇为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人所不理解。事实上准备放弃江南而退守孤岛台湾，总比在力所不逮的情况下死守江南，最后哪儿也守不住好。
陈诚自1948年10月赴台养病，先住在草山（即阳明山）宾馆。一个多月后，迁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栋二层的楼房休养。在台湾的陈诚，养病之余，便和一些学者、记者聊天。陈诚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说：“我自认谈天的本领可打80分，可是辞修先生谈天的本领比我还强。”陈诚生性好动，此时一切军政职务全已卸去，也只能以谈天消除休养中的寂寞了。
1948年12月29日，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突然到陈家访问，拿出一封电报，对陈诚说：“这是总统从南京发来的，指明要我亲自交给你。”陈诚接过电报打开一看，电文是“即刻准备接掌台湾省”。这样的局面，由现任台湾省主席送电文让陈诚接自己的职位，陈颇觉难堪。但魏道明已接蒋让他将台湾省主席一职移交给陈诚的电报，看到陈诚尴尬的样子，就说：“这样重大的人事调动，总统事前来征询你我二人的意见，显然国内政局有重大的变化，所以才有这种非常处置。你我都是总统的干部，以命令是从，你赶快准备接事吧！”且月5日，陈诚就职视事。且月18日，陈诚又兼任台湾警备司令，原警备司令彭明缉为副司令。这样，陈诚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大权。
台湾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政局相当不稳，台湾出生的百姓对各级国民党官员，都抱有相当大的成见，所以陈诚接任之初最大的事情，便是稳定政局。他首先稳定了省政府的官员，只带一名随员上任。从魏道明手中接过省主席大印后，也立即就交给了原任秘书长蒲薛凤，下令人事一切照旧。接着，为安定台湾民心，在就职演说中声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并喊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号。为了淡化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当局的抵触情绪，陈诚还说：“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50余年的血汗所累积，是全国400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回来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和台湾后代子孙。”1月11日，蒋介石致电陈诚，要陈在治理台湾上：“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居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切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蒋介石给陈诚的这一电文，显然不仅指示了陈诚治台方略，而且也说出了陈诚个人的一些毛病。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下台前夕，蒋致电陈诚，要他即日晋京。第二天，陈诚飞南京，但到浙江定海上空时，收到蒋介石来电，要陈改飞杭州。陈诚飞机在杭州降落不久，蒋介石的飞机就到了，蒋下飞机后一见面就对陈诚说：“我刚刚宣布引退，将总统职务交由李副总统代理，我先回溪口休息休息再做其他。”陈诚问：“总统这次引退，在个人是很好的，但是国家怎么办呢？”蒋答道：“只要大家努力，革命是不会失败的。纵然一时失败，亦可从头做起，最后一定成功。”随后，陈诚飞南京拜访李宗仁，然后就返回了台湾。
陈诚一到台湾，就很有巩固台湾的想法。为了防止大陆国民党的崩溃染及台湾，陈诚不顾立法院的反对，制定了出入台湾的规定，又重用一些台籍人士，即所谓的半山人物如谢东问、连震东等人。陈诚稳定台湾在经济方面的最得力的措施为“三七五减租”和发行新台币，稳定物价。陈诚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最大的原因是失去了人民尤其是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而失去农民支持的最大原因是国民党的土地政策的失败。因而为了避免台湾出现在大陆发生的情况，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使贫苦农民能够生活。这样，他不顾地主的反对，于1949年4月，在台湾毅然推行了“三七五减租”，即由政府明确规定，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交佃租不得超过佃农生产所获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而在此之前，台湾最高的佃租高达千分之七百，少的也有千分之六百以上。陈诚此举当然要受到台湾农民的拥护，而在当时台湾380万农业人口中， 75％以上是佃农，有280多万人。
在台湾最为台湾当地人痛恨的是物价飞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物价飞涨引起的。为了减缓台湾人对国民党政府的抵触情绪，陈诚于1949年6月决定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为了防止受大陆经济崩溃的影响，并决定割断台湾和大陆在货币上的联系。为了使币制改革顺利进行，陈诚从上海空运80万两黄金到台北，取缔地下钱庄、严禁金融投机，换回贬值了的旧台币。这样便稳定了物价。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大批国民党残兵败将涌入台湾。为了指挥这些残破的国民党军队，1949年7月18日，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辖苏、浙、闽、台四省，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长官公署设在台北。
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后，大力整顿入台部队，进入台湾的部队，一律先解除武装、取消番号，重新整编，先后取消了20多个军和10多个总司令的番号。另外，他还严肃军纪，严惩违纪士兵。解放军渡江后，大批国民党军逃入台湾，这些军人横行不法，军车横冲直撞，每天台湾都有压死人的事件。陈诚得知，下令凡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士兵，开车压死百姓，就地正法。过了几天，一辆吉普车司机在南昌街撞死了一个人，经过军法会审，陈诚就命令将肇事司机押赴出事地点枪决。从此，士兵驾车肇事事件大为减少。经过整顿，陈诚称：“现在经过整编的军队，战斗力增强，一个军可打共匪三军，这是有把握的。”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第十兵团叶飞部进攻金门岛，负责金门防卫的汤恩伯认为金门无法防守，主退。而陈诚认为应固守金门岛，并急调高魁元的十八军增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万余人一部被歼，一部被俘。陈诚于是大力吹嘘“金门大捷”。随后不久，陈诚又指挥打垮了在登步岛战役。金门、登步两役，规模虽然都不大，起不到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作用，但对稳定当时台湾局面，振奋在台国民党军的士气，确有一定作用。由于这两次战役，解放军对以后的渡海作战，也开始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不再贸然发动进攻。
蒋介石认为，在大陆之所以如此快地就失败，主要原因是李宗仁“贪权误国”，但他自己也有责任。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因为“毁弃领袖”；二是因为曲解党的“主义”；三是因为派系倾轧。因此，改造的任务：一是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重新振作精神；二是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三是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切实铲除。
1950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9月1日，公布《本党改造纲要》，确立国民党此次改造的目标，是将之建设成为“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以民主集权制为党的组织原则”的“革命民主政党”。改造运动“以实现主义、尊重组织、坚持政策、深入民众、讲求效率、精诚团结”为准则。最后做到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都置于三民主义最高指导原则之下，以建立“主权独立、人民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国家。
蒋介石到台湾时台湾的局面，可以说都是陈诚打开的，陈诚对稳定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国军”不稳，叛变严重，蒋介石刚入台湾时，他对陈诚也不怎么相信，有了1936年西安事变的经历，他怕陈诚若也像张学良那样，有“联共”之举，他不可能像1936年那样毫发无损。所以到台湾后，他没敢在台北登陆，在台中高雄转了二十几天，看陈诚还可靠，没有什么异图，才在台北安下了“总统府”。
蒋介石一到台北，陈诚就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蒋介石。由于陈的忠诚和能干，蒋介石对陈诚也更为信任和倚重。国民党改造，众元老纷纷落马，惟有陈诚硕果仅存。按改造的要求、大力提拔年轻有作为的干部，陈诚此时已有50多岁，已经属于不在此列的了。
蒋介石到台湾后，从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起，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蒋陈政治的新时代。蒋陈政治，表面上看二人没有明确的分工，但实际上蒋为“总统”，是国民党“总裁”，军队和党务上的事是蒋介石说了算。可此时台湾的军队，陈诚系统的占一半左右，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也是陈夹袋中的人物，陈在国共金门炮战中，也还能对军事发生影响。党务方面，陈诚是国民党中央常委，排名最高，所以在军队、党务方面，似乎是蒋介石为主、陈诚为辅。陈诚主行政院，主管的主要是经济和民政。陈诚经营台湾的几年，在经济和民政上可以说比蒋介石在大陆上搞得好。陈诚的声誉，也是在台湾才声名鹊起。所以在台湾政治上，经济和民政，似乎是陈诚主得更多一些。蒋介石在台湾，也参加经济、民政方面的决策，但在陈诚在世时，陈诚的影响似乎更大。
在镇压台岛内部的叛乱分子和反攻大陆问题上，也是由陈诚主持。蒋介石到台湾后，性情变化得很大，不像过去那样，事事专权，事事要由自己决定。对于像陈诚这样的对自己比较忠诚的人，很信得过，不像过去那样处处干涉。蒋介石也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很多事情，都听得进不同意见。蒋介石也开始过问民间疾苦，1953年8月，蒋下手令“每星期全部军队，自大元帅以下，食蕃薯一餐，大元帅本人，食两餐”。很有一点吃苦在前的味道。蒋介石出巡，常常步行，常去访问乡村，询问百姓疾苦，有时还和普通百姓合影留念。他步行时，也不让侍卫人员影响其他行人。
大陆的惨痛失败，使蒋介石在台湾很有点“卧薪尝胆”的精神，蒋介石是1887年生人，去台湾时，60早过，但仍不辞辛苦，事必躬亲。所有军事演习他都亲自参加，陆军团长以上、海军大型舰长以上、空军大队长以上的干部，他都一一接见。由于失败的打击，蒋介石变得谦虚、平易近人，他的“总统府”客人络绎不绝。也不像一些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去见蒋的人战战兢兢。他对文职人员很尊重，入室让坐，出门礼送。下级讲话，也让其畅所欲言，有时来人讲得激动，疾言厉色，蒋也含笑对待。对党部和立监委员不合情理的话，蒋也不生气。蒋介石对于批评他的消息很重视，无论消息来自何方，他都要找来仔细阅读。
蒋介石的生活实际上很简朴，在大陆时，一些高级官员怕他请客，因为吃不好，量少，又吃不饱，还拘束。蒋穿衣服，喜欢穿细软的旧衣，一件衣服要穿好多年。他在重庆时穿的一件黑技氅，到台湾时仍在穿，一直未再制新的。他有军服三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蒋介石在台北的“总统府”，用的是藤椅。蒋介石的座车，是1946年购置的，带到台湾去，一直用到1956年。1956年宋美龄从美国带口旧车一辆，才换下他的旧车。蒋在经济上公私分明，“总统府”的支出，从1958年到70年代他去世，未增加预算。
陈诚的简朴更为世人所知，他家一直不用佣人，全部家务，由夫人谭祥操持。
1961年5月，陈诚决定改革币制，准备发行百元大钞，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一部分人担心发行大钞会引起通货膨胀，走上过去发金元券的老路。但台湾银行董事长尹仲容认为将发行百元大钞和通货膨胀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坚决支持陈诚发行百元大钞的计划。尹仲容和陈诚关系密切，尹仲容曾任俞鸿钧内阁经济部长，因为扬子木材公司贷款不当，引咎辞职，后来是由陈诚一手提拔起来，出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由于陈诚和尹仲容有这层关系，尹仲容支持陈诚的币制改革，有些人认为是私而忘公，是替陈诚挎刀护航。发行百元大钞的方案送到立法院审查时，一些立委指责陈诚勾结尹仲容，欲将台湾经济“拖垮”。陈诚不为反对意见所动，于1961年6月9日下令百元大钞由台湾银行发行。六十年代初，台湾经济已开始起飞，百元大钞的发行，不仅未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对台湾经济的顺利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1963年9月16日，由于台风带来大量降雨，台湾北部发生罕见的大水灾，陈诚乃结束休假回台北处理公务。到年底，病情恶化。1963年12月15日，陈诚以肝病恶化，请辞行政院长。次日，蒋介石接受他的辞职，命财政部长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
1964年8月，医生确诊陈诚肝部已为癌细胞侵噬。1965年2月，双脚突然肿胀。诊断结果，确认癌细胞已扩散。1965年3月5日，陈诚逝世。
在陈诚病重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蒋经国多次到医院探视，陈诚向蒋介石托孤。3月6日，蒋介石亲至台北殡仪馆，在陈诚灵前致哀，并亲自主祭，作挽文称：“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陈诚在台湾稳定金融、整顿秩序、实行三七五减租、重视水利建设，“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对台湾经济的恢复、发展和起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实行的“耕者有其田”、“农地重划”政策，更使他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
陈诚逝世后，倍极哀荣。据说从3月6日到9日的4天中，主动去灵堂祭拜的在10万人以上。3月10日，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公祭。11—15日，灵堂继续开放，主动前来致祭的人有50多万。一些农民甚至全家老小、带着挽联和祭文几次来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