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个躺在地上的老爷爷。当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期，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即使都低头看着手机，都不得不看上一眼，因为老爷爷整个人横在人行路上，要通过的话，必须得绕一下。
行人们不约而同的从老人身边绕了过去，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我在路过的短短的1分钟时间里，想了很多：
这个老爷爷看起来像在睡觉，没有痛苦挣扎的痕迹。——这是在给自己开脱。
我还得赶紧回家去接孩子，晚了就来不及了。——同样是给自己开脱。
万一老爷爷在睡觉，我把人家吵醒了不好。——同样是给自己开脱。
路过的人都没管，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让自己心安，继续给自己开脱。
于是，我认定了，老爷爷是在睡觉。
从我看到老爷爷，到路过老爷爷的1分钟时间里，我没有放慢脚步，心安理得的赶路回家接孩子。
但事后一想，如果老爷爷是突然发病呢？就在无数行人匆匆的脚步中得不到救治，延误了治疗怎么办？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
简单回顾一下，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的一个五金城，被两辆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最后拾荒阿姨路过施以援手，最终小悦悦因抢救无效离世。
一时间，网上的舆论哗然，对这18名路人展开了冷漠、道德沦丧等等的语言攻击。网民纷纷表示，如果当时自己在现场，一定不会如此冷漠。
我并没有加入谴责大军，我只是想，不可能全中国最没道德的18个人让小悦悦碰上了吧。到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效应，就是其他旁观者在场会抑制人们采取行动。因为旁观的人很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管不管无所谓。
类似小悦悦的事件，不只发生在我国。
在1964年，美国纽约，一名叫基蒂·珍诺维斯的年轻女子被刺身亡。在这一事件中，有不少于38名旁观者，他们都是遇害者的邻居。在凌晨三点，他们听到了被害者的尖叫，走到自家的窗帘前，呆呆的看了30分钟。在这期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助他，直到最后才有人拿起电话报警，但为时已晚，暴行已经持续了30分钟，警察也无力回天。
邻居们大概都看到了彼此拉开的窗帘，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责任被分散了，这么多人看到了，一定会有人给警察打电话。于是，谁也没有打。
心理学家们也模拟过类似的实验。
每个参加实验的人都在单独的房间里，通过耳麦等通讯设备联系。实验过程中播放了一段模拟某个实验者被癫痫病人抓住的录音。实验设定了两种情景，一种是让实验者相信，只有自己能听到这个录音；另一种是让实验者相信，还有别人和他一样听到了录音。
结果显示，那些认为自己是唯一听到这个情况的人，会比认为其他人也听得见的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换句话说，随着能听到事件发生人数的增多，人们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却在下降。
这就是旁观者效应。我看到老爷爷的反应，大概想法也是如此。
我也做了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现在想来，我是有些后悔的。我应该上前去问问老爷爷，到底需不需要帮助，而不是冷漠的路过。
无意之中，我做了一次冷漠的路人。当我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会努力让自己走出“旁观者”的身份，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别人，克服“旁观者效应”。
那如果有一天，躺在地上需要帮忙的人变成了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才能避免被“旁观者效应”误伤呢？
鉴于旁观者效应，当你在公共场合遇到危险，需要路人帮助的时候，你应该：
主动的发出邀请，找特定的人来帮助你，一旦被分散的责任具体化之后，人们就很难冷漠的旁观。
因为你向他求救了，所以在他看来，帮助你，就不再是所有路人的责任，而是特定的那个人的责任。旁观者效应的威力就减弱了。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让人们不敢献出爱的，不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扭曲，而是复杂的社会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