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没得比较的，回忆里的味道是无法复制的。
端午节，还未到。妈妈包的粽子就已经送到我家的餐桌上 。剥开清香的粽叶，露出的粽子晶莹剔透，紧致滑润 。撒上一勺白糖，用筷子轻夹一口，送到口中，唇齿间便被甜香软糯的味道包裹着，待到粘滑的粽子经过喉咙处，一丝粽叶特有的清香味弥漫开来，味蕾得到极大的欢愉与满足。
小时候，每到距离端午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准备着包粽子的各种材料。米往往要从两三家粮店中采购回来，分别淘洗后，放入不同的瓷盆中清水浸泡。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的粮店出售的糯米是陈米，包出的粽子粘度不够，口感不好。粽米要天天换水，以防坏掉，一般妈妈都会泡上两周左右。待米粒清白，轻碾即碎，时候到了，开始包粽子。
我的工作就是从水中挑选出大小均匀的粽叶，三条错落着叠放在一起，妈妈拿起我准备好的粽叶，放在手掌虎口处，形成一个小漏斗。把一小把米放在其中，然后放上三颗红枣，再放入米直至虎口处。最后把虎口处以上的粽叶折回来，迅速用马莲绳捆好。妈妈包粽子的动作非常娴熟，成品棱角分明，鲜亮饱满。我按照妈妈的步骤包起粽子来，看似简单，做起来并非易事。我总是用马连绳捆粽子这个环节做不好，小手一松，米粒从指缝间散落下来。这样几次，就恼了，不去学了。如同擀饺子皮，我也总做不好。即使现在都不会连贯转着饺子皮擀。从这一点看，我不能算是心灵手巧的女人。
我妈妈就不同了，她眼明手快，学啥像啥。记得6，7岁的时候，大街上很多人都戴着毛线编织的八角帽。头顶上帽子中心处还直挺挺树立一根小棍棍，只是这个棍棍是用毛线编织的。我六叔说，那是毛线里面放着小钢丝。“哎呀，怕呀，划破头皮，扎进肉里，可咋办呢？我在心里暗想。
一天，妈妈遇见二娘家的红姐。她刚好戴了一顶红色的八角帽，妈妈问红姐借帽子，说是要学样给我织一顶。红姐平日常常来我家串门，对我妈妈也是很敬重。自然很痛快给了我妈妈。一路上，我小心翼翼捧着这顶帽子，小手轻抚帽顶端的小棍棍。结构紧密，排列整齐，手感略硬，可并非小钢丝那样坚硬扎肉。内心有点小欢喜，幻想着自己带上帽子的样子。晚上回家，妈妈拿出织毛衣剩下的红毛线，一边数红姐帽子上的针脚数，一边织帽子。我疑惑地问妈妈，真的能照着样子织出来。妈妈说：“这又不难，它上面都是大平针，数好了一排减去几针，就能出八角的形状”。我躺在被窝里，看着妈妈用毛线织了八角中的一片。然后从新起头，开始织另一片。看着看着我就进入了梦乡。等到天亮睁开眼睛，八角帽就放在我的枕头边。带上帽子，迫不及待跑去照镜子。
从这以后，红姐也经常找妈妈织围巾，帽子。妈妈每次都说：那你得给我找来一个一样的，我好学样。妈妈织东西并不吃力，一边说着话，聊着天，细长的指针来回绕着毛线穿插，不一会功夫，就织一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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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匮乏的童年里，妈妈总能竭尽所能，在不同的时节里，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吃食。春天是做酱的季节，浓浓的酱香伴随一顿顿简单清淡的三餐。寡淡中徒然增添了浓厚的味道，为春天的劳动增添了不少力气。端午粽子总是按时出现在餐桌上，香糯甘甜中夹杂着红枣的味道，为端午增加了甜蜜的味道。三伏天里，妈妈拿出陈年的大米，泡在阴凉处的瓷盆里，一个月左右，米磨成面粉，做成爽滑的糟米面条。“糟“赋予面条全新的口感，晶亮的面条，散发着浓郁的香味。等到颗粒归仓，冬闲到来时，妈妈小米磨面发酵后，利用一个专门的工具制作小锅饽饽。这是冬天餐桌上的主食，无论是厚厚的边缘，还是较薄的中心，都布满发酵的气孔。我喜欢用手掌托着吃，从边缘到中心，一圈圈咬食起来，入口微酸，越嚼越甜。进入腊月，妈妈一刻不得闲，撒上一锅接着一锅的年糕，一层大芸豆覆盖在最上面。晾凉切片后装箱放入偏房里。偶尔也会炒上一锅黄豆磨粉，做上一锅驴打滚。或者做一种叫做“散状”的方块，它吃起来一点不粘却又增添了玉米饼子般敦实的颗粒感，是一种口感极佳的主食。到了年底，我们家必做一包豆腐。每年这一天，我最期待的是我妈妈用石膏点的豆花。嫩滑可口，回味无限，长大后，这个味道就再也没有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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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一个人，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无论，脚步走多远，在我的脑海中，只有家的味道熟悉而又顽固。那些寂寥的夜晚，抱着泡面拼命回忆————那些，妈妈出品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