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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大师王阳明认为，阅读经典应该体用到自己心上。
在如何对待古代先圣经典上，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有段精彩的论述，至今读来振聋发聩。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王阳明在这段话里，与陆九渊所说“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思想如出一辙，完全一致。提出了一个现在仍然引人深思的问题：对待先圣典籍等产业库藏之实积，是笃实践履、求实验证于吾心？还是“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
如果按照后者行事，便会成为记诵辞章、训诂考据的腐儒、酸秀才，还大言不惭“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以为总有一天能够成王成圣。殊不知南辕北辙，舍鱼兔之得而陷于荃蹄之间不自知，根本不知六经的精神实质，终其一生无法领略六经典籍可以带给人生的宝贵受用。
他认为这是泥迹失神、买椟还珠的愚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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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作为王阳明的大弟子之一，完全继承老师的言传身授。
王畿在为杜质编撰的《明儒经翼》写的序文中说：“予闻之师曰‘经者，径也，所由以入道之径路也。圣人既已得道于心，虑后人之或至于遗忘也，笔之于书，以诏后世。故六经者，吾人之记籍也。’汉之儒者泥于训诂，徒诵其言而不得其意，甚至屑屑于名物度数之求，其失也流而为支；及佛氏入中国，以有言为谤，不立文字，惟直指人心以见性，至视言为葛藤，欲从而扫除之，其失也流而为虚。支与虚，其去道也远矣。”
王龙溪通过这段话，肯定老师王阳明的基本观点。然后揭示了汉代以来人们对待经典的两种错误倾向。
其一是汉之儒者，泥于训诂、徒诵其言而不知其意，甚至屑屑于名物度数之求，认为其弊端在于陷入到支离破碎散乱的境界，抓不住先圣经典的精神实质，只会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下功夫，由此衍生出汉学后儒的辞章记诵、名物训诂等僵化繁琐之学。
其二是自东汉明帝佛教传入已来，到魏晋南北朝玄学以至于禅宗影响，形成“不立文字”，标榜直指人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对先圣典籍采取弃如敝履的态度，完全抹杀了先生经典传承道统的作用。
王龙溪明白指出，支与虚，都是错误地对待经典的态度。
他旗帜鲜明地认为，应该遵循王阳明所指出的“经者，径也，所由以入道之径路也”。经典记载着先圣修道体会，应该根据经典的指引，去笃实践履、虚心涵养体悟在自己心上，才能修道成圣。这样才不辜负经典薪火相传的传世价值，所谓“学于古训乃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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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王龙溪还在同一篇文字里指出了经典阅读的三个层次。
“予尝谓：‘治经有三益：其未得之也，循其说以入道，有触发之意焉；其得之也，优游潜玩，有栽培之意焉；其玩而忘之也，俯仰千古，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有印证之义焉。而其机存乎一念之微，所谓学于古训乃有获，非耶？善学者，随其根器大小，学力之浅深，求以自得，而不流于虚与支之失，其与圣学也，庶矣乎！’”
王畿认为，阅读先圣经典，首先有触发、引入的作用。这里是有人人可以学而为圣贤的成长型心态，既然人人可以学而为圣贤，那么内圣外王的路径就是阅读经典，从文化经典中汲取营养，触发良知本心。
其次是熟读先圣经典，有涵养心性、栽培德性的作用。在道问学和尊德性之间，心学倾向于尊德性，更多地把着力点放在涵养人的本心精神。以本心精神的栽培灌溉，作为立德树人的根本出发点。学问体用不到自己身上，与我何干？至多就是谋生之技，远算不上谋道。
其三是修道者经过修炼，体悟到与圣人同样境遇的良知本心，明白“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通过经典印证其修道成效，随后玩而忘之，抛却经典的文本套路，纯然以良知本心作为行动指南，实现先圣经典引人入道的根本目的。
总之，通过三个层次的阅读，摒弃虚无主义和支离繁琐的两种阅读经典的偏颇倾向，随其学力深浅，求以自得。
自得什么呢？
孟子说：“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才能“掘井九仞而力求及泉”，这才是儒家认为的深造自得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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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信书，不如无书；孔明读书，惟观大旨。
经典的记载和传承，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氛围。时代变了，经典记载的一些方法、路径和理念，需要随之变化以适应新的时代。古人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事件理解。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能够被世代奉为圭臬传承下来，自有其经典所承载的文化特质和文明禀赋。具体的方法、路径和理念，可以变化，经典背后毋庸置疑那些不变的优秀基因特质是必须代代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的。
现代人读经典和读书，除非术业有专攻，跨界读经典没必要做寻章摘句老雕虫，也不能陷入虚无主义的偏颇抛弃经典书籍、以至于游谈无根。
经典浩繁，加上历代注释解读，终其一生不可能遍读。怎么办呢？孔明读书，惟观大旨，读书读其意、得其精髓可以为目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这段话说明，诸葛亮读书善于观其大略，与务于精熟的诸位同时代名人同学不同。
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有可能博览群书，广采众长，具有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在传统汉学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杂学法家，成为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战略家。其胸怀天下的气度，在三顾茅庐给刘备展示的《隆中对》中畅谈三分天下的大战略规划。没有对历史和战略、诸子百家的通读领悟，是不可能有这样气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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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读书可以有经世致用和丰富自己人格精神道路。
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贯传统。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是读书人知行不统一，光说动动嘴还行，没有执行力。“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也是道理知道的很多，说起来头头是道，实践面前不管用。这里说的都是读书不得门径，不上道的死读书。
左宗棠说读书必须体用到自己身上，才是真读书。在还是一介布衣的时候，左宗棠就不屑于专攻八股文以中科举做官，而是边读天下兵书和山川地理、人文风情等，以生逢乱世、匡扶天下为己任。在林则徐被发配经过家乡的时候，以布衣身份求见，才能与熟谙天下兵事的林则徐一见如故、倾夜长谈。
林则徐也是惊叹左宗棠的抱负和谈吐胸襟，慨然以发配新疆时所绘制的图籍资料倾囊相授，把担忧新疆叛乱分离、收回新疆的重任托付给一介布衣。左宗棠后来平定陕西、青海、甘肃回族叛乱和新疆阿古柏叛乱，收回国土维护统一。
新疆，新的疆土，西域故土新归之意。
与之同时曾国藩、胡林翼等都是读书人带兵，带出了比清朝绿营兵强悍多少倍的湘军、淮军，改变了清朝末年的历史走向。
除了经世致用之外，读书读经典还可以涵养精神、培育性情，丰富自己的人格。
人生不只有顺境，大多时候还有逆境坎坷。考验一个人的心理免疫能力，是看其抗击打能力。
人生有限度，精神追求无限度。如果孜孜于有限的物质追求，功名利禄，如梦幻泡影终是一场空。只有精神的富足，内心的充实，阅历的增长，才是如影随形伴随终生。
内求精神的不断成长，在经典的书籍中内求经历不断升华的境遇，可以打破年华老去带来的生命无助感，带给人内心充实的幸福。内心富足了，精神充实了，浩然之气填充在内，鼓荡畅达于四肢，发于其外，美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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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和时代感，完成经典的现代化传承，是现代人必须完成的使命。
对于经典传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张载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在宋代有宋代的意义，在当代应该有当代的意义。
现代化时代，文明高度发达，社会节拍节奏不断加速越来越快，人的精神已经赶不上脚步的节奏。面对大众浮躁的焦虑，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众心理和价值？生民百姓永无止境的幸福感追求，需要怎样去满足他们对美好的向往？传承到我们手里的经典，经历过弃之如敝履的否定待遇，能否在我们手里创造历史上有一个经典时代的高峰？
我对此充满信心。
因为大国的崛起，一定是伴随文化和文明的兴盛，伴随话语体系的成熟，伴随话语体系的国际化。
历史上，秦汉时期，隋唐时期，中国既是发达国家，也是经典当代化的繁荣时期。从大汉时期的汉学、到盛唐的译经和禅学，都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充填进时代要素。即使积贫积弱的南宋时期，也因为江南经济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达，带来新儒学宋明理学的新境界。
当前，阅读经典，赋予经典现代意义，正当其时，也是我辈人人应该奉献绵薄之力的使命。
由阅读而触发觉悟，然后体用到亲民实践中进行印证反馈，然后在传播中实现经典的现代复活和代际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