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某日，我在公众号读到一篇李雪婷著的《亲爱的人》，里面提及萧煌奇的闽南语歌《阿嬷的话》。随手打开网易云音乐，搜索播放，歌词虽听不懂，但是在歌声缓缓流淌的几分钟里，阅毕文章，翻着评论，共情效果很好，不禁也想起我那一年未联系的八十多岁的阿婆。

01

阿婆生活在南方一个四线城市的小村庄，一个瓜果之乡，大部分村民以种植瓜果、水稻为生。

小时候，我家屋后有一大片荔枝园，一年四季，枝繁叶茂，据说果树是阿公那一代人种下的。

长了几十年的荔枝树，高大挺拔，纵横交错的树枝向外伸展，凌空架起一道道高高的桥梁。南方气候炎热，似乎永远停留在夏天，艳阳高照，正午毒辣的太阳，被叶子折射出片片白光，地上投下片片斑驳。当风拂过，树叶便哗啦啦地像波浪一样，从南边跳跃到北边，仿佛有精灵在树顶跳舞。树底下偶尔能觅到栽种或野生的石榴、南瓜，木薯，每次路过，我们都要扒拉着瞧一瞧，一天天数着果实生长的日子，等着成熟那天第一个把它摘下。

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使得荔枝园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这些小孩游玩的乐园。夏天摘荔枝，放学后在林间追逐奔跑、捉迷藏、捡果核、爬树、抓知了，掏鸟窝……我们在林间度过了好多美好时光，它承载着好几代人欢乐的童年。

一天放学后，我听到山顶轰隆隆有大树倒下的声音，还有人聚集一起的阵阵吆喝。耳灵腿快的男孩子，早已卯足了劲往屋后山坡跑，边跑边喊“锯木啦！锯木啦！”我放下作业，小跑来到荔枝园。那场面真是比过年村里分猪肉还热闹啊！几乎村里所有大人都汇集到了荔枝林，许多大树已经被锯翻在地了，曾经是一朵巨大绿蘑菇的荔枝林，此刻变成了瘌痢头，露出了一片片黄泥地，一个个裸露的木头截面在太阳底下露着白光。

原来是这片荔枝林太老了，结果率逐年下降，村委决定铲平后，重新栽种更有经济价值的品种。

乡村的岁月周而复始，活动单调，一旦遇到些与众日不同的事情，小孩们勾起得更多的是欢愉和迫不及待的参与感。很快山头就挤满了热火朝天干活的大人小孩，大人卖力拿着木锯左右划拉，荔枝树一棵接着一棵倒下，小孩把倒下的树木分解成方便运送的树枝块，力气稍大的开始帮忙把自家的木枝拖送回家。

我和几个堂弟也加入了拖树的行列，三五小孩，一路嬉笑打闹，白天里小孩子的力气仿佛永远花不完。纯粹体力劳动后带来的那种酣畅淋漓、越累越兴奋的精神劲，如今城里的人是很少能体会了。拖到半路，最小的堂弟顺势往繁茂的树枝尾巴一坐，我们几个大些的哥姐就把树枝当车，拖着他一步步往家的方向运送，要是经过不平的路，人还会从“车”上颠下来，大家就哈哈笑着，瞬间泄掉力气停下来喘气。

就在我成就感满满地忙活着时，突然阿婆出现了。她抓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心急火燎地催促着我回家做晚饭：“你是个女孩子，不需要干这种粗重活！回家做饭多好……”

那时乡村煮饭仍是用的柴火灶，而且人和牲畜的饭一起煮，人吃剩了再喂牲畜。所有孩子都认定煮饭为家里最繁重、最耗时、耗体力、最无聊的一件家务。我需要把不知道哪代祖辈传下来的、足足能装得下两三个小孩的大锅从半人高的大灶上扛下来，搬到水缸旁洗好米装好水，再把它扛回灶上生火。那时我个子还小，力气也不大，一次扛不起装好米和水的锅，得先把装好米的锅放回灶上，再拿水瓢一勺一勺地把水舀到锅里，来回三四趟。然后守在灶前点火，看火大半个小时，这可意味着我要错过六点珠江台播放的《龙珠》，所有小孩对这项家务都深恶痛绝，能推则推。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天黑得晚，但是聒噪了一天的知了早已安静了，散养的鸡鸭也聪明地觉知到了晚餐时间，一个个排着队开始从公路、田野、河边往家赶。时间估计已经到了六点。阿婆明显是刚喂完牛，手上还沾着半湿的米糠，嘴里一直在叨叨念：“饭没做好，爸妈从地里回来要空肚子啰……”

被拖回家的我，笑容逐渐消失，恋恋不舍地被迫告别拖树小队伍，在一片同情的眼神里垂头丧气地回家。阿婆就在一两米远的门口站着，犹如第三个门神，盯着我，嘴里碎碎念着催促着我动作快点，还义正言辞教育我不能老跟男孩为伍，不成体统。

我想辩驳，想解释拖树也是在分担家务，女孩和男孩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最终还是倔强地保持沉默。小小胸腔里，冉冉升起一股类似优等生选择了一种更优解法却不被认同，非得要求换一种统一但繁琐解法的那种憋屈，并把这腔怒火转化为一股蛮力把大铁锅往水缸旁重重一放，顿时锅里剩下的粥汤借着惯性溅起，把弯着腰，对着锅的我溅了一脸。

有几秒，阿婆还没反应过来，空气静默得只剩下鸡叫。待她觉察到我脸上白花花的粥汤或者米粒，紧接着爆发出乡下人常有的那种毫不顾忌、张扬舒畅、欲吸引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的哈哈大笑。我用尽全身力气爆发的小宇宙，不但毫无震慑力，还“自取其辱”，换取来一阵停不下来的长笑，当即气急败坏，咬牙切齿，穷尽七八岁的小脑袋想出所有让她也当场出糗但又没恶毒到需要内疚的坏事统统发生在她身上。

可能便是从这天起，我的小心灵便种下了一颗怨恨的种子，它悄悄地在黑暗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等着破土而出。

02

我读的小学，离家大概2公里以内。那时民风淳朴，乡村的小泥路除了运载砖块沙石的解放牌东风车偶尔经过，平常见不到什么汽车，所以每个小学生都是独自步行上下学。

那天，早上上学还是风和日丽，但是到了最后一节课时，突然风云突变，风卷着塑料袋和落叶沙石在空中盘旋，漫天飞舞，为暴风雨的莅临清场。

课间，同学们都聚在走廊，盯着黑压压的乌云，欢呼着，直到上课铃响才恋恋不舍地回到教室。课上到一半，突然我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声喊着“妹屎!”教室里一阵骚动，有些调皮的男生立马模仿听到的声音阴阳怪气起来：“妹屎，你在斯处（方言，意为哪里）啊……”

妹屎，广东人称呼小妹的意思,“屎比喻很小。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孙女，家里人便以此称呼，好区别我姐的小名“阿妹”，一直到上学也没改口。

我转头望向窗外，看到一个矮小的身影，她卷着裤腿，拿着几把伞，焦急地往里瞧。老师把她带到门口，似乎也努力忍着笑： “请叫妹屎的同学出来，你阿婆来找你了。”班里又是一阵哄笑，仿佛搅拌机里的碎石块一下下翻滚着打在我脸上。此刻的我，比平常遇到不会的题，躲闪着目光默念百遍老师别点我名还要紧张百倍。本能催使我走出去，阿婆看到我，眼里立刻放出光，欣喜若狂：“妹屎，我给你送伞来了！雨那么大，我怕你回不去，我找了一圈，不知道你在斯层（哪层），原来在这呢……”

这一声声“妹屎”喊得教室里仿佛一块块萝卜砸进沸腾的锅，原本沉闷的教室里炸开了锅，各种口哨，阴阳怪气的“妹屎”充盈我整个耳膜，一张张挤眉弄眼的脸，滴溜溜转的小眼珠子朝着我发射不怀好意的“毒”箭。

我紧紧搓着衣服下摆，涨红了脸，使劲全身力气控制着模糊的双眼不被同学发现。突然，一道彩光掠过我眼前，我抬头发现天已转晴了，鬼使神差的，我好像于绝境中抓到了一根稻草，抬起脸气汹汹地冲阿婆嚷：“谁叫你来的，都不下雨了，你拿回去吧！”

当我毅然决然空手跑回座位时，课堂已经恢复秩序。安静取代了之前的窃窃私语和哂笑，我始终低着头，讲台上的老师在老生常谈：“家人冒雨亲自送伞，同学们要学会感恩，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一番心意哦……”同桌由衷羡慕地说你阿婆好好哦，我的心忽地瞬间变得潮湿，眼前一片云雾氤氲。窗外已经没有人，天边的彩虹也消失了。

我不记得那天阿婆的表情了，任性如我，当时可能压根不会想着多看她一眼，更不可能留意到冒着暴风雨来的她身上是否湿了。

小学三年级后，我就开始了住宿生活，那似乎是这辈子唯一一次家里人亲自到学校给我送伞了。

在记忆的长河里，快乐总是转瞬即逝，难堪悔恨之类的糗事却如影随形，尽管谁都没有重提过，但是这两件小事仍会时不时在我心里浮出水面。最初的记起或许是缘于敏感小孩不被理解的激愤，或者是她不由分说打断我快乐搬树的委屈，或是她为女孙和男孙建立“不平等”活动规则的不忿，或是辜负她好意后的悔恨……

如今写下，激愤消失了，只剩忍俊不禁；悔恨也淡化了，终于可以像个旁人那样一笑而过。时间是个神奇的巫婆，用流逝的光阴抚平一切情绪。

总之，付出了一点“代价”,我和阿婆的关系算是重新”扯平“了。

03

据说阿婆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有个叔叔夭折了，活下来三儿两女，我爸排行老大。记忆中，阿公瘦骨嶙峋，身材像片薄薄的纸板，微驮着背，脸色蜡黄，颧骨高突，表情严谨，喜欢双手背在身后，走几步便干嗽几声，很像旧时代里不苟言笑的私塾先生。

阿公是村里少有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称得上有知识的人。方圆几公里好几条村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的参与。每次的回报，就是换取一点祭祀的零食或红纸包着的零钱。

阿公的零钱多到什么程度呢？我仍记得，那时村里挨家挨户收电费的豪叔，每个月都要来找阿公兑换一次零钱。每次阿公哆嗦着双手，层层展开裹着的旧报纸，松开一圈圈橡皮筋，用沾完口水的食指和拇指慢慢地清点那一沓沓黄黄绿绿，面值几分的纸币，我们的眼睛都在发亮。那时一分钱，意味着可以买到一粒糖。

不管是辈分和年龄，还是阿公拥有的知识、零食、零钱，他一家之主的地位不可撼动。然而，经历过饥荒的阿公，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铁公鸡”。关于他的吝啬，在他去世多年，逢年过节姑姑叔叔聚在一起，我们这些后辈还总能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他不少“光荣事迹”：一只鸡，年三十宰掉，谁也不许吃一口，放到年初二，快要发臭了，才舍得拿出来吃；藏起来的零钱，被蚂蚁蛀掉都不舍得拿出来改善伙食，家里所有钱财都要由他保管着，谁想觊觎，被他觉察就是劈头盖脸一顿教训。

对待顽童，阿公从不会扯着嗓子追骂，也不像村中一些莽汉那样挥鞭抽打，他自创了独有的家法——“敲头术”。谁犯了事，他就半握拳头，中间弯起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根手指的第二关节骨头紧绷，聚在一起，跟耙子一样齐齐敲落在我们还没长硬的头顶。那一敲的力度，足足能让人疼半小时，家里两辈人，不分年龄，不分男女，成年前几乎无人幸免，忆起仍是心有余悸。他对人对己，坚守原则，虽不失偏颇，也严苛得让人生畏。

有次我在他面前择通心菜，菜都是家里种的，跟韭菜一样摘了又长，人根本吃不完，我依照惯例把老菜梗择掉，扔地上喂鸡。突然头顶传来一声呵斥，紧接着一记手指头落下，痛得我眼冒金星，含着泪乖乖把菜梗捡回去；要是有谁在饭桌上掉米，或者挑食，阿公还会把筷子粗的一端对准脑顶，狠狠一敲，顿时痛得鼻子一痒，喉咙一咸，食不知味。

但是这样“严苛”的阿公却甚是宠着阿婆，不但从不打不骂，独居在旧厅屋的他每次过来，总给阿婆带点好吃的，有时是一些饼干，简简单单几片红纸包裹的红糖，几颗红枣，有时是一人份阿婆专属的党参肉汤。在他心里，阿婆也是一家之主，是他认为这个家中最重要的。

然而阿婆 “护犊心切”，每次看到阿公施家法，她总是怜惜地拉到怀里，指责阿公下手过重，然后抹点口水轻轻揉着被敲打的那颗可怜的小脑袋。阿公则会在旁边摇头，摆出一副“慈母多败儿”的失望表情。

阿婆认为娃读书费脑，比她更需要营养。要是哪天她突然降低声音，充满神秘地把我叫去卧室。我的嘴里就开始条件反射地分泌大量口水，等着她领着小小的我走到藏有“宝物”的卧室深处，看她踮起脚，从她结婚置备来的黑木衣柜顶上，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片专属我的甜。阿婆的五个儿女，七个孙子，每一张嘴都受过她偷偷腾挪出来的“口粮”。和阿公不同，阿婆从不动粗，即使生气，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对我们是笑得多骂得少。

偷偷拿阿公给的食物贴补孙子的次数多了，间或地，阿婆那珍藏着宝物的玻璃罐像长了腿似的，隔几天就挪一下位置，糖片一小块一小块地越变越小，红枣一天比一天少几颗。不用猜，也能料到是家里哪个管不住嘴的男孩干的“好”事。

终于，在阿婆的某次唠叨中，这事被阿公知道了。阿公一边心疼地数落着阿婆脑袋不好使了，辜负他一份好心，一边恶狠狠控诉孙子们没孝心，不许阿婆再为这些没良心的娃糟蹋好东西。阿婆的“宝物”每少一块，阿公就把玻璃罐摆放的位置挪一次，然而没过几天，阿婆又瞒着阿公，一点点将好吃的分掉，玻璃罐也一次次地暴露目标。从阿婆嘴里我知道“小偷”还是时常光顾。她也没有什么不悦，谁拿的，她心里都明镜似的咧。她不介意失去，但是讲究公平，每次都悄悄地给没偷过的孙子预留一份。

有时阿公会买一些党参或枸杞，和猪肉一起炖成汤，嘱咐阿婆好好喝掉。但是阿婆又总能瞒着阿公，剩下半碗，在某个午后，端到我手上，笑吟吟地看着我喝掉。后来，阿妈知道了，严厉嘱咐我不能再吃阿婆的东西。但是每次我都在那双殷切期盼，洋溢笑意的眼睛里屈服。有时是几啖汤，有时是几根熟到长黑点的香蕉，有时是我最爱吃的酿茄子……每次吃下，阿婆的脸上便星光璀璨，春意摇曳，比自己吃了还满足。

我后来想，那时阿公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体会到了人上年纪后身体每况愈下，才给阿婆买越来越多的“补品”，在那个年代，冰片糖是可以取代葡萄糖的，红枣枸杞猪肉汤就是他能买到的最奢侈的滋补品。他这辈子挨过不少苦，勤恳节俭，也认为年轻人需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严苛地要求家中后辈们享受艰苦，持家节俭，却唯独把心中那份甜留给阿婆。

不知道是这份柔情成了阿婆穷苦一世却时刻保持乐观，爽朗的源泉，还是她的乐观开朗浇灌了这份深情。

04

在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叔叔们开始分家。记忆中，爸爸和两个叔叔也有过几次因为某个山头的一棵果树，或者一个水库几条鱼，甚至一口锅的继承权，上演过农村兄弟间常有的争吵。物质越是匮乏，公平越彰显可贵，血缘越是相近，关系越容易剑拔弩张，叔伯妯娌，亲密时是一家，争吵后往往是心头最拔不掉的刺。

但是我们家每次争吵后，基本都能花几天的时间慢慢缓和，也没有影响小孩子之间的情谊。叔伯关系在村里还算得上数一数二、亲密无间的。这里面就算没有阿婆那毫无私心的劝解，也是源于阿婆血液里流淌着的善良的基因，让大家到最后懂得血浓于水，彼此谦让。

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有之，只是每个时代演绎的方式不一样，矛盾的根源大抵都事关下一代的养育。九十年代的务农家庭，家家户户的成人们都忙着下地干活，或外出务工，托儿所或幼儿园都还未兴起。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农民的计划生育也并不如双职工执行得严格，一户人家偷偷生两三个娃也是正常。

带孙是每个阿婆躲不掉的命运，但是有人带出感情，更多人带出怨恨和一地鸡毛。在一个大家庭里，有限的精力，如何带好多个孙子，处理好婆媳或者妯娌关系，这是每个阿婆最难跨越的难关。

纵观左邻右舍，对家中老太不满的普遍有之，有些阿婆偏心长子，认为长子为大；有些无原则纵容幺叔，认为他年纪小仍需扶持；有些忧虑自身养老负担，紧紧跟随经济好的儿子生活，而伤及经济差的儿子自尊心……天下的阿婆们大抵是平常人，坏心眼不多，但能真正做到一家子一碗水端平，令叔伯妯娌都心悦诚服的实在是屈指可数，而我阿婆却是其中一个。

跟叔叔分家后，我们仍是相邻而居。阿婆的公平不需要什么心计，她的原则很简单：谁最需要照顾，她就偏袒哪家，不用谁开口，她都主动帮持。三岁前爸爸外出务工，阿婆就围着我家转；后来做建筑小工的二叔摔伤落了残疾，那段时间她就主动承担了二叔家务；待到幺叔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她又跑去做起了全天保姆；遇到建房子这种大事，她也能化身小工、厨师，穿梭在工地里。

农忙时节，家家抢收水稻或瓜果，大人们早出晚归，家务的重担都落在了阿婆身上。阿婆便像陀螺一样不停转动，帮我家喂牛，帮二叔煮饭，再去喂小叔的娃……那时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包括家养的鸡鸭、牛，都靠她那勤劳的双手喂饱。

她尽可能地用勤快善待家里每一个胃。当别人家拖着酸痛又饥饿的身体对着空灶剩饭，在炊烟袅袅间破口大骂，释放生活艰辛的疲惫时，我们家已经在热腾腾的饭桌上享受美食，大人们卸下肉体上的疲惫，感恩地指导我们幼辈善待阿婆，早当家，多分担家务。

记忆中，阿婆的精力总是那么充沛，经常一边带着一个鼻涕虫，一边还往地里跑，希望能帮忙抢收一下庄稼，或替换一下大人歇息，递个帽子，送个水。当别人家抱怨自家阿婆只顾东家不顾西家时，我们的爸妈叔婶往往是佯装一脸嫌弃地劝回：”你手生了，干不惯，别来添堵“、”鸡鸭该回笼了，回家瞧瞧“、”野外蚊子多，把小娃带回去吧“……找着各种由头，推着劝着阿婆回家。

爸爸分家后，尤其是阿公逝后，阿婆虽没文化，也没有所谓称得上一家之主的资产，但是她却是整个家族人人尊重，凝聚一家和谐的纽带，她的所有底气大抵就来自这份操心和勤劳吧。

05

不知道是阿婆的乐观、勤快，还是我们一家难得的宁静和睦，抑或仅仅是我家院子前那一片竹林的阴凉，左邻右舍的其她阿婆们，都喜欢来我们家串门。

在那些一块带孙子的午后，踱到我家院子的阿婆们，熟练地端起一张磨得黑亮的自制小板凳，眯缝起老花眼，瞧着门前择食的鸡和乱跳的狗，听着树枝头喳喳叫的鸟鸣，围坐在清风摇曳的竹林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里长家里短。

放学的我，经常边逗着邻居家小娃，边听着老人们磕谈。妇人们聚在一起，积怨最容易现形。五婆经常压低声音，叹息说两个儿子又因为门前那口鱼塘吵起来了，声音怯怯的，只是叹气，却从不说谁对谁错；只有一个儿子但父子关系不和的四婆嘶哑着嗓子，总是说到一半，喉咙就哽咽，眼睛眯缝得只能看见湿湿的两道红边，她想念女儿却又苦于路途遥远；很早就守寡，最年轻的七婆，每次来眼神里都是怨念，她有两个儿子，建的房子村里最高，她不愁吃穿，但是两边不讨好，每天都是一地鸡毛，上演宫斗戏……

来看阿婆的，还有个其它村的远房亲戚李婆。她年纪最大，腰驼得就像一只龙虾，弯成一半弧形括号，弯得坐不下带直靠背的矮板凳。努力直身站起来，也没七岁的我高，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她手里拿着一个草编的扫帚和一个缺口的小簸箕，扫帚和簸箕的柄也充当她的拐杖，一步步拖着腿，挨村挨户收集鸡粪鸭粪，作为家里菜地的肥料。集鸡粪，她也有一套自己的原则，别人家门前的绝对不碰，只收集散落在无人认领的路上的鸡粪。这意味着可能需要多走好几公里，才能集满。大概每隔一两个星期，她就会经过我家一次。

阿婆每次远远看见她，就放下扫地的扫帚，有时把扫好的鸡粪又拨开，散远。然后喊我进去端水，或拿出些煮熟的番薯芋头。东西落肚，李婆眯缝着湿湿的双眼，心满意足，干柴一样枯瘦的手紧紧攥着我，好似人在大海的木筏上。一个又一个字像石头一样从她干瘪的嘴里蹦出来，讲得又急又快，通常每五六个字我只能听清一个，那一再重复的话和激动，无不在重申她对我的感激，如在寺庙里还愿的阿婆感谢菩萨的保佑那样虔诚。小小年纪的我听得脸红耳赤，比做错事还难堪，连连摆手往后撤退。

没有子嗣的李婆，孤苦伶仃，人人见之悯之。但她从不抱怨，每次来都像朝圣者一样，对苦难逆来顺受，对万事心存感恩。凡遇到能多看她一眼，为她驻留片刻的人，她干涩无神的眼立刻放出光，好像枯萎的花浸润水中又焕发了精彩。她抬起头，挺起腰，努力睁大眼，两手紧攥着跟她招呼的故人，似乎身体一半的重力移到手上，裂开掉光牙的嘴，欣喜地回应着：“是你啊！都快认不出罗……你还能惦记着我，我真是太有福分了……”所有人都同情她，她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该感恩的那个。

每次家门口来了人，阿婆就端出一篮花生，边剥着壳，边漫不经心地唠嗑。听到不幸之处，就叹着气，重复着：“该假罗……但系做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放宽心吧……”

“该假”这个词是我们乡下常用词，类似“该死”但又少了那份诅咒，大概是希望所听之事都是假的意思吧。

待大家走后，有时阿婆还沉浸在别人的不幸里，屡屡叹气，自言自语，但是说着说着，忽而又发出释怀的一阵笑，觉得那些事来来去去也不过如此。她没有觉得自己更加不幸，也从不炫耀自己幸福，而是感同身受，姐妹一体。

对待严重失聪的李婆，阿婆总是对准她耳孔一次次重复吼着：“你好好在屋企，咁远路以后别来找我啦。”然后帮她装满鸡粪，让我家成为她采集肥料的最后一站。有时李婆还在跟前坐着呢，阿婆就恢复正常的嗓门，无奈地朝我们笑着叹气：“哎，一天比一天老，哪天死在半路都没人知道喽。”

还没体会过生命终结的我，心里咯噔一下，诧异于阿婆说出此话如此云淡风轻，不知道她笑什么，不知道为何笑完又抹眼角。

托尔斯泰说过：“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些人认为苦是别人加诸自己身上的桎梏，有些人认为苦是因为珍爱的东西被夺走，还有些人的苦来源于过多的渴求。这些没有文化的阿婆们，在家在社会的力量实在太小了，对待苦，或逆来顺受，或顺其自然，祈祷神明保佑。

我完全不记得阿婆曾开解过他们什么，有时她还不以为意、乐呵呵地笑笑，保持一种“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自他横，明月照大江”的姿态。生活或许很糟糕，但是只要不在意，仿佛烦恼只要放任自流便可自行消散。

难得有人陪着唠叨，陪着笑骂，这让来串门的阿婆们感到放松，有时她们一起互相笑着，似乎那些不幸在这笑声里全变成别人家的事，与己无关了。

她们一脸愁苦地来，离去时，额上的皱纹如石片划过的湖面，一圈圈涟漪扩散。在这长长的，一下一下的笑声里，小小年纪的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她们声诉时，我感觉心里被什么填满了，堵堵的，我迫切地觉得要做点什么，却像被梦靥缠住想喊喊不出来，想伸手却感知不到手的存在……然后真的只是一觉醒来的的功夫，一切又被忘得一干二净，鸡飞狗跳间，乡下一如往常那么阳光明媚，草长莺飞。

每次串门后，阿婆仍像往常一样忙忙碌碌，她的每一天都被带孙子，喂鸡，摘菜，煮饭这些琐事填得满满的，没有人奢侈地因为一个苦恼，或一个执念，一声叹息，就停止生活的步伐。对于别人的苦难，像阿婆那样一笑而过，也没有什么不好。

06

后来我开始寄宿学校，跟阿婆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能忆起的事情，几乎总是发生在春节。

爸爸那一辈的人聚一起，老喜欢说，小时候过年，家里犁田的黑水牛都能收到红包，但是没有谁得过阿公一分利是。阿公走后，阿婆会在腊月里就开始收集红包皮，然后在年三十晚挨个发。每发一个，就要重复唠叨一次：“以前阿公没舍得给你们利是，现在我有钱了，留着也没用！我要让我的孙子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阿公留下一捆捆的几分面值的零钞早已不在市场流通了，阿婆用塑料袋层层密封好，始终珍藏着，每年翻出来检查一遍，说是哪天找个会算数的，按人头平分下去。

等到阿婆的孙子们都陆续成家，每一年的见面，我都看到了她的衰老。

她的头发越来越白，膝关节疼痛的频率也高了，然后是听力下降，前几年，血压过高影响了视神经，一只眼睛失明了。她年事已高，但是家里每个后辈的名字和生辰，甚至娃出生那天是阴是晴，她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路上随便瞧见一只鸭，她也能认出是谁家的，有时还跟它打招呼：“叫你不好好吃糠吧，毛发都掉了，再瘦就不剩肉了，今晚不好好吃明天就先吃了你……“

我的阿婆八十多了，但每天还是习惯从我家依次走到两个叔叔家，问声吃了没，检查一下鸡鸭的食槽，每天早上还会对着二楼喊着最小的堂弟名字——她带大的最后一个孙子，一直到大学，她都还把他当成小孩，喊他起床，吃饭，添衣。

毕业工作后，我开始只能在微信群里断断续续地了解阿婆的近况。姐姐说，阿婆记得她的每一件礼物是谁送的，每次见面就带着姐姐翻衣柜，边翻，边炫耀礼物有多好，是哪一年收到的；大哥说去年年初二人齐时，终于帮阿婆把阿公留下的零钱按男孙的人头平分了，分完后全家都好像获得巨额财富一样陪着阿婆乐了半天；阿妈说阿婆眼睛动过手术后，没那么爱笑了，见人会担心地问自己是不是变丑了；婶婶说前年趁她不注意清掉那个早已蛀虫的旧衣柜时，阿婆发了特别大的火，骂得全村都听得见；堂弟说阿婆几乎不出门了，以前带她趁墟她能乐呵半年，后来带她出城，她却因为晕车觉得这是要害她……

跟她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她开始变得像个任性的小孩，捍卫着自己的倔强。

即使一年才见一次，她看到我还是很爱说话，只是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生怕别人听不见。我已经不太知道能跟她说什么，只是冲她笑笑，不确定她还能否看见。她经常用手翻着身上的衣服，每件各露出一角，让我依次去摸那料子，感受它们的柔软和温暖，然后掰着手指头跟我述说这件衣服是谁在哪一年给她买的：“我说衣服太多了，穿不来，不用买！但是每年都还买给我！”

说完，长叹一口气，嘴角扬起，抬头眯缝着完好的那只眼睛，看着远方，喃喃道：“孙子们都太有心了！阿婆这世人也安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