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kui2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
古代帝王建立国家时，总要使内外权力相互制约，轻重之势保持平衡。像周朝、唐朝那样分封诸侯、藩镇林立，就会导致地方势力过强而中央权威削弱；像秦朝、魏晋那样强干弱枝、重兵集于京师，则会使地方权力过轻而中央集权过重。中央集权过度的末流，必然出现赵高"指鹿为马"这类奸臣专权的祸患；地方势力过强的弊端，则必然导致类似楚庄王"问鼎中原"这样的大国觊觎之忧。圣明的君主在盛世时就预见到衰世的可能，总会提前制定法度来防备弊端。如今我们大宋的赋税由户部统一管理，精锐部队都聚集在汴京，用古代制度来衡量，似乎属于中央集权过重的体制。我恭敬地揣测祖宗们制定这项国策时的深远考量，固然不是我这样的臣子能随意揣度的，但其中专设御史台和谏院这一制度安排，正是圣人防患于未然的至高策略。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遍览秦汉以至五代的历史，因直言进谏而获罪身死的谏官，数以百计。但自从我大宋太祖建隆年间立国以来，从未因进言而治罪于人。即便偶有轻微的责罚，不久也会破格提拔重用。朝廷允许谏官根据传闻弹劾官员，而不必受上级长官的掣肘。台谏官的监察范围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只要弹劾奏章涉及皇帝的过失，天子必定正襟危坐、神色肃然；若弹劾内容关乎朝廷政务，宰相也要停职待罪、听候处分。所以宋仁宗在位时，朝野曾讥讽宰相不过是奉行台谏官的指示办事。圣明君主的深远用心，岂是世俗之人所能理解的？固然，台谏官中未必全是贤能之士，他们的进言也未必完全正确，但朝廷必须保护他们直言进谏的锐气，并赋予他们监察百官的重权，这难道是毫无缘由的吗？这正是要通过台谏制度来遏制奸臣的萌芽，纠正中央集权过度带来的弊端啊。
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眀，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眀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
奸邪之臣在刚刚萌生恶念时，用台谏制度就能轻易遏制；等到他们坐大成势后，即便动用军队征讨都难以铲除。如今我大宋法令严明，朝廷清明，按理说根本不该出现奸臣。但就像养猫是为了捉老鼠，不能因为现在没有老鼠就养不抓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奸贼，不能因为现在没有盗贼就养不叫的狗。陛下您怎能不体悟祖宗设立台谏官的深意？怎能不为子孙后代建立万世长存的防范制度？要论朝廷纲纪，还有什么比台谏制度更重要的呢？臣自幼年记忆所及，加上听长辈讲述，都说台谏官的言论向来与天下公议相呼应。当公议支持某人时，台谏官也支持他；当公议抨击某人时，台谏官也抨击他。直到英宗皇帝初年，朝廷首次出现"濮王称亲之议"，这本来不是君主的大过失，也没有明确的礼法条文可依，只是因为众心不安、公议不允，当时的台谏官就以死相争。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du2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徃，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如今公众舆论沸腾如开水，怨恨之声四起，天下公议所指何事，已是昭然若揭。可台谏官员们却互相观望不发一言，朝野内外都深感失望。要知道在台谏制度刚建立时，即便平庸之人也能借着弹劾的积威展现风采；可当制度权威消磨殆尽后，纵是英雄豪杰也难以振作。我担忧长此以往，台谏官员都沦为执政者的私人附庸，最终导致君主孤立无援。一旦监察纲纪彻底废弛，还会有什么祸事不会发生呢？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患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孔子说："庸俗浅薄的人怎么可以共事呢？他们没得到职位时，唯恐得不到；既已得到，又唯恐失去。一旦患得患失，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我最初读到这段话时，怀疑孔子说得过于严重，认为庸人患得患失，最多也就是尸位素餐、曲意逢迎罢了。直到看到秦朝李斯担心蒙恬夺权，就扶持昏庸的秦二世上位，最终导致秦朝灭亡；唐代卢杞担心李怀光揭露自己的恶行，就误导唐德宗酿成再度战乱。他们的祸心本源于患得患失，结果却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这才明白孔子的论断确实不过分。由此可知，治理国家的人，平日里必须有舍身犯颜、直言进谏的士人，这样国家危难时才可能有舍生取义、坚守气节的大臣。如果官员们平日连一句谏言都不敢说，危难时刻又怎能要求他们以死殉节？倘若臣子们都这般患得患失，那么天下人都会说国家危在旦夕了！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袵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
《论语》说："君子追求和谐却能保持独立见解，小人只会附和却难以真正团结。和谐如同调制羹汤，需五味调和；附和如同掺水济水，终致寡淡无味。"汉代孙宝曾说："周公是大圣人，召公是大贤者，尚且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批评，这些事迹都记载在经典中。东晋王导堪称元老重臣，每当与宾客谈笑，满座皆称善，唯有述不以为然，他说：'人非尧舜，怎能事事尽善？'王导听后也整理衣襟向他致谢。如果朝堂之上言论完全一致，意见毫无分歧，众人异口同声，难道就都是贤臣吗？万一有小人混迹其中，陛下又怎能察觉真相？"
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下强调要维护朝廷纲纪，正是这个道理啊！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无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刋jian4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筭suan4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哉？臣天赐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巳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眀，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坏不能巳，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臣并非要刻意诋毁新政，若新政毫无可议之处，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修订官吏选拔条例、修缮兵器、操练军队等，皆是陛下英明决策、乾纲独断的体现，既然朝野已达成共识，臣自当遵从。然而臣所进献的三条建议，绝非臣个人偏见，而是朝廷内外的普遍忧虑，有识之士谁人不知？昔日大禹曾告诫舜帝：“切莫效仿丹朱那般傲慢，只知沉迷游乐。”舜帝岂是如此昏庸之人？周公也曾警示成王：“切莫重蹈商纣王的覆辙，沉湎于酒色之中。”成王又怎会那般荒淫无度？周昌曾直言汉高祖是桀纣之君，刘毅也曾痛斥晋武帝如同桓灵之主，当时的君主都未降罪于他们，反而被史书记载为美谈。倘若臣所谏之言皆属无稽之谈，那实乃天下之幸，臣也与有荣焉。但若所言之事不幸言中，陛下岂能不察？
臣深知此番谏言实属愚昧，如同蝼蚁般微不足道的我，竟敢试探天子的雷霆之威。臣这般狂妄愚钝，岂敢奢求陛下屡次宽恕？重则可能身首异处、株连家族，轻则会被罢官流放、流离失所。然而臣坚信陛下绝不会如此。为何？只因臣虽愚钝至极，却坚信自己的判断。昔日臣在讨论学校贡举制度时，便与朝中大臣意见相左，本已做好被贬谪的准备，又怎敢奢望保全自身？然而陛下却采纳了臣的意见，特意召见臣，与臣长时间地深入交谈，甚至对臣说：“如今朝政的得失究竟何在？朕若有过失，你尽可直言。”臣当即回答：“陛下天赋异禀，文治武功皆备，不愁不明察，不愁不勤勉，不愁不果断，唯恐求治之心过于急切，用人过于急躁，听信谏言过于宽泛。”陛下又让臣详细阐述，听后点头称是，说：“爱卿所献三言，朕定会深思熟虑。”
臣的狂妄愚钝，并非始于今日，陛下对臣的包容也由来已久。岂能只包容臣的初始谏言，却不肯赦免臣最终的直言不讳？臣正是仗着陛下往日的宽宏大量，才敢毫无畏惧地进献此言。臣真正担忧的是，讥讽诽谤之声四起，怨恨仇视之人众多，他们定会罗织罪名陷害臣，用严刑峻法中伤臣，致使陛下即便想赦免臣也难以如愿，这岂不危险至极？臣虽不惧死亡，却唯恐天下人以臣为戒，从此缄口不言。因此臣反复思量，夜以继日地斟酌，写就奏章后又多次毁弃，如此再三。最终臣感念陛下愿意倾听臣的谏言，还是决定冒死进献此策。恳请陛下体恤臣的愚忠，对臣从轻发落，臣不胜感激，恭敬地俯身等待陛下的裁决，心中充满了忧虑与恐惧。
读后诗曰：
忠言逆耳谏君王，三策上书豪气刚。
不惧雷霆威怒至，但求盛世永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