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王四年，《资治通鉴》以寥寥数语记载：“楚围郑，郑人杀其相驷子阳。”
时光回溯至周安王四年，即公元前398年，《资治通鉴》简洁地记录了两件重大事件：其一，楚国兴师动众围攻郑国；其二，郑国人诛杀了本国相国驷子阳。
那么，楚国为何对郑国大动干戈？这场战争最终胜负如何？郑国人又为何要痛下杀手，除掉自己的相国？对于这些疑问，《资治通鉴》并未给出答案。这并非司马光的疏忽，而是在他所能查阅的史料中，确实难以探寻到这两件事的详细来龙去脉。
幸运的是，借助清华简《系年》，我们得以大致勾勒出事件的轮廓，从而深切体会到夹在晋国与楚国这两大强国之间的郑国，处境是何等艰难。
提及郑国在当今的历史遗迹，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便是河南郑州、新郑等地名，它们宛如岁月的印记，彰显着郑国古老的历史渊源。实际上，郑国最初并不在河南，而是位于如今的陕西华县。郑国的第一代诸侯郑桓公受封于此，此地与周朝都城镐京相距甚近。郑桓公目睹周朝政治日益腐败，深感自己无力回天，于是明智地选择带领全体国民向东迁移。尽管郑国的名号得以保留，但原先的封地却不得不忍痛舍弃。
后来，岐山发生山崩，周幽王惨遭杀害。在这场惊天大乱中，郑桓公为了周朝的江山社稷，英勇捐躯。他的儿子郑武公，一方面肩负起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的重任，另一方面带领郑国百姓继续东进，在新郑建都，意味着一个全新的郑国就此诞生。
郑武公之子郑庄公虽将郑国发展壮大，然而领袖的能力终究难以突破地理因素的限制。郑国地处中原腹地，夹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待晋、楚强盛并参与争霸之时，郑国便只能饱受夹板气。郑国无奈，若尊晋国为宗主，便会遭楚国攻打；若认楚国为宗主，又会被晋国讨伐。打不过就只能认宗主，可认了新宗主后，又会被老宗主攻击，就这样反复折腾。
据清华简《系年》记载，晋、郑曾联合派兵护送王子定回国，却被楚国军队阻拦。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郑国投靠了晋国，这自然引发了楚国的不满，所以楚国攻打郑国也在情理之中。
谁杀死了驷子阳？
奇怪的是，郑国人竟杀死了本国相国驷子阳，而对于此事，几部史书的记载大相径庭。驷子阳究竟是何许人也？前文曾提及郑国的一场内乱，当时郑国相国子驷行事不端，得罪了五家贵族，最终被他们杀害。如今这位郑国相国驷子阳，正是子驷的后人。
依据周朝风俗，国君之子称为公子，若其名为驷，便称作公子驷；国君之孙称为公孙，若其名为驷，则称作公孙驷。公孙的儿子需以祖父的字作为自己的氏。若祖父字为子驷，便取“驷”字为氏，其子孙后代皆称驷某某。如今百家姓中的诸多姓氏，本质上大多如此，而真正意义上的“姓”，基本已难觅踪迹。郑国贵族与周天子同宗，姓姬名驷。若按当下称呼规则，应叫姬騑。因其公子身份，当时人们称他公子騑，“子驷”是其字。“驷子阳”这一名字表明他是子驷的后裔。
关于驷子阳之死，有一种说法是，他执政风格如同包青天，执法严苛，六亲不认，也正因如此遭遇厄运。参照《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零散记载，驷子阳为人坚毅且热衷于征伐，毫不留情。他的一个随从不慎折断一张弓，惊恐万分，深知驷子阳定然不会轻易饶恕自己。就在此时，突然一阵骚乱，原来是有猛犬受惊逃窜而出。随从见机不可失，趁乱将驷子阳杀害。这完全如同一场突发的“黑天鹅”事件。
不过，这仅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说法。据《史记》记载，驷子阳的死并非如此荒诞，而是被郑国国君郑繻公所杀。两年后，驷子阳的余党杀掉郑繻公，改立郑康公。对于驷子阳的死，无论哪一部史书，记载都太过简略，让人难以洞察其中端倪。幸好现代出土的清华简《系年》对此交代得较为详尽。事情还得从“三家分晋”说起。当初三晋击败齐国，向周围列国君主进献战俘，随行的有鲁、宋、卫、郑等国的国君。其中郑国国君，便是驷子阳在任时期的郑繻公。郑繻公曾经与齐国结盟，此次齐国战败，他只能向三晋表示忠心。
此时的郑国，与三晋大致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在三晋被册封为诸侯的两年后，郑国便与宋国一同归附楚国。于是，楚国在本国边境修筑舞阳城，并在郑国境内的榆关筑城，以此防御三晋，尤其是魏国。
虽说郑国与楚国结盟，但榆关被占，郑国心中难免愤懑。没过多久，楚声王被盗杀，楚悼王继位。郑国趁着楚国国丧，行事不地道地发起进攻，企图夺回榆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强大的楚国此次竟败给了郑国。考虑到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资治通鉴》记载的三晋联手攻打楚国一事，郑国此次应该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寻求三晋为自己撑腰了。
楚国虽战败，但榆关并未丢失。此事之后还有转折，第二年，楚国竟主动将榆关归还给了郑国。如此看来，楚国应是国内局势不稳，想拉拢郑国共同对抗三晋。然而，郑国却不领情，又因王子定之事，与三晋一起和楚国打了一仗。这下楚国可忍无可忍，必须给郑国一点颜色看看。
次年，楚军发兵郑国，战事顺遂，一路势如破竹，最终将郑国都城团团围困。郑国从统帅至士卒皆沦为楚军俘虏，被押解至楚国都城。国难当前，郑国统治者本应挺身而出。然而，郑国的高级贵族太宰欣却趁机在都城发动政变，将驷子阳满门屠戮殆尽。
为何清华简《系年》的说法更具可信度呢？这是因为它能与另一部典籍《韩非子》相互印证。
依据清华简《系年》记载，弑杀郑繻公的并非驷子阳的余党，而是太宰欣。《韩非子》曾归纳过八起臣下弑君、篡夺国政的事件，其中提及“田常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处的“太宰欣取郑”与清华简《系年》的记载恰好相符。
成就大业往往需行非常之事，既然意图窃国，便不能心慈手软。在战国之前，政变时将政敌灭族是难以想象的。春秋时期，多数政变只是将政敌驱逐出国，即便置政敌于死地，也会让其后人继续承袭爵位与财产。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变革，恰似从职业拳手在擂台上的公平较量转变为地痞流氓在街头的凶狠争斗，谁更凶狠残暴，谁就更具胜算。
清华简《系年》的记载还有后续。楚国虽俘获了上万郑国战俘，但次年便将他们全部释放。由此可见，有时同胞的手段比敌人更为狠厉。
实际上，三晋对待郑国比楚国更为残酷，郑繻公的前任便是被韩氏家族杀害。以我们如今对战争的认知，“擒贼先擒王”，击杀敌国国君是常见的战术目标。
然而在战国时代以前，战争几乎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甚至见到敌国国君前来，己方还需停下脚步行礼，然后绕道而行。即便要俘获敌国国君，措辞也须极为委婉，比请客还要客气，绝不能损其颜面，这便是贵族作战时遵循的礼仪规范。
随着时代步入战国，贵族们争战愈发激烈。韩国与郑国积怨极深，而魏国成为郑国的倚仗。太宰欣虽掌控了郑国，但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无疑是自找麻烦。仅仅21年后，韩国便彻底灭亡了郑国。
熊逸老师解读《资治通鉴》中周安王四年这寥寥数语所记载的两件事，犹如揭开历史帷幕的一角。楚国兴师动众围攻郑国，背后是晋楚争霸大格局下，郑国无奈的摇摆与挣扎，为求生存，在晋楚间艰难抉择，终引发楚国怒火。而郑国人诛杀相国，诸多史书说法不一，或源于执政严苛，或牵扯政治暗流、权力博弈。这两件看似孤立之事，实则紧密交织，映射出那个时代诸侯国夹缝求生的窘迫、内政外交的复杂，以及贵族阶层在风云变幻中的沉沉浮浮，让后人得以窥探千年前波谲云诡的历史风貌，感慨岁月长河中，各国兴衰、人物命运皆在历史巨轮的辗转间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