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转眼间快到了，忽然想起“革命化的春节”这个词儿。
那是我下放农村的第一个年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那年的十一月十号从家乡乘坐一辆“大篷车”（当然，这个词儿是后来看了印度电影《大篷车》之后才知道的），也就是一辆“嘎斯”卡车被送到距太浮山不远的那个村子的，到的第二天，我们就和社员们一起，干起了收割晚稻的农活。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快到春节了，这可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我们一伙知青都打算着回到家乡去看望几个月没见的爸爸妈妈，当然，还有同学与朋友。
可就在这时，大队通知我们全体知青到大队部开会，同去的还有各生产队的队长。那天会议的中心是学习一篇“倡议书”，倡议书号召全公社的知青都不回自己城里的家，而是在所在的队里“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倡议书是以本公社几个知青的名义发出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只是在心里骂了他们一顿“充假积极”。
怎么办？“人在屋檐下”，我们只有听的命，不让回就不回啰。可是，我们队又有特殊情况，我和一道落户的小龚两个人与在其他队的知青略有不同，由于住房缺乏，我们俩人都没有住在落户的农贫下中农家里，而是单独住在生产队队屋腾出来的一间“豆腐块”里，白天在各自分派的社员家吃饭，晚上则回到队屋睡觉。而农村过春节是晚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很迟的，这且不论，难的是我们落户的两家都不怎么富裕，也似乎并不那么热情地欢迎到他们家一起吃年夜饭，当然，主要原因还是穷，加上小孩多，怕“得罪”了“客人”。怎么办？正在队长和我们两头为难的时候，小兄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吃年夜饭。
小兄何许人？这就有点说道了。我们下乡时，是叫我们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还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可我们那个生产队也怪，不仅没有地主，连富农都没得一个，最“高”的阶级成分是一户“小土地出租”，贫农当然不少，但更多的倒是上中农，当年在学校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贫下中农是依靠对象，上中农最多是个团结对象，看来这个队里的团结对象是不少的，而小兄家的成分就是上中农，也罢，队长没什么说的，默许了，我们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免得两头为难。其实，我们早就和小兄有“来往”了。什么来往？待我慢慢说来，小兄姓黄，对了，我们那个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百分之九十的都姓黄，只有三户“杂姓”，小兄和我们年龄相仿，他还有个哥哥，叫大兄，两兄弟都是手艺人，大兄是木匠，小兄是裁缝，但两兄弟性格大不相同，这里就不多说了。小兄很豪爽，爱玩，我们刚到队里不久就认识了他，而最给我印象深刻的则是，有一天晚上，从他家传出女子凄厉的哭声，那声音，撕心裂肺……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们，哭的是小兄妻子雪枝，她们才几个月大的女儿病逝了……怪不得呢。后来，队里德高望重的贫农田妈找到我，叫我当他们儿子的“继继儿”（即干爹），大约是为了让他们的儿子能健康成长的原因吧（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可我觉得，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怎么能当别人的干爹呢、再说，我还没谈过恋爱，更没结婚，怎么就能给别人当“爹”呢？于是婉拒，但他们就是坚持，我也没法，只好不置可否，顺水推舟，权当就此吧。
扯远了，呵呵，回正题——那个“革命化”的春节。
说实在话，我到现在也还没弄清白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不过，那天的晚餐确实还不错，在小兄家里，我们吃到了好久没吃到的“大餐”，在那个工值每天只有几分到一两毛钱的年代里，能吃到那么多的肉鱼的日子的确不多，到底是手艺人，比一般社员家要殷实得多，他的妻子雪枝姐（因为她比我略大一点，所以这么称呼她）也的确能干，几下子就弄了一大桌子菜，其实就我们四个人吃，他们的儿子早就睡了，那天晚上我们还喝了不少酒，然后，我们也没有回到队屋里去睡觉，就在他家卧室的另一头那张大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下了。
此后，我们就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直至招工回城。此后几十年无话，只是心里还默默地念叨着罢了。而退休后，我们又联系上了，这几年，我们好几次去到那个我们度过了青春时光的小山村，晚上大都住在小兄那宽大的楼房里，而我们和村子里联系最紧密的也就是小兄和后来当了二十多年村委会主任的大成两人了。
哦，忘了说了，呵呵，村里人告诉我，当年小兄结婚时，因为没到婚姻法规定的年龄，虽然雪枝姐已适龄，但公社管那档子事的人就是不给办，最后是用他哥哥大兄的户口才“蒙混过关”，而我下放的第二年，他哥哥大兄结婚，村里人硬是要我这个城里来的有文化的“青年”（农村人称呼知识青年，省去了“知识”二字）给主持婚礼，我哪会呢？前面说了，我连爱都没有恋过，遑论结婚与主持婚礼？但盛情难却，赶鸭子上架，我硬着头皮也上了。几十年过去，前年我回村碰到大兄，提起这事儿，他和我熊抱在一起，连说还记得还记得，可他老婆却什么印象也没有，我想当时大约是昏了头吧，呵呵呵。
几十年后，我们终于知道了那个“秘密”，原来写“倡议书”的就是我们大队另一个生产队的几个知青，那一年，公社党委书记在他们生产队“蹲点”，书记叫他们做那样的事，他们敢不听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