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熊逸老师讲的《诗经》课，受益匪浅。
提起《诗经》，大家都不陌生。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
但这次读《诗经》，真真感觉以前读了个假《诗经》。他不是简单是以诗论诗，而是跳脱出来，从体系框架着手，廓清思路，高屋建瓴，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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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诗？诗有什么用？
一上来，他便抛出“什么是诗？诗有什么用”的问题。陶冶情操，诗以言志……且慢，看看他的解释，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他说，从人类学角度为诗定义：形式上有韵律，内容上有朦胧感的语言就是诗。诗歌作为仪式语言在部落社会当中起着凝聚人心、促进繁衍的作用。诗性语言比理性语言更具说服力，这是我们“原始大脑”的基本认知模式所决定的。
形式上的韵律感和内容上的朦胧感其实存在着一种共性，那就是“和日常语言划清界限”，它的意义就是使诗歌活动的参与者跳脱出现实生活的感觉和经验之外，而这种体验，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性的神秘体验。
哲学家所谓的审美体验和心理学家所揭示的宗教体验其实是高度相通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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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文艺谈道德
讲《诗经》不谈文艺，而是从道德角度切入，这种理解与智识，必须像熊老师这样熟读经典，融会贯通之人，才可以的。
《诗经》为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与其说是“诗艺”传统，不如说是“诗教”传统。无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都不认为诗歌应当是一种文艺创作。它应当是一种辅助教化的工具。诗歌与生俱来的文学性常使人陶醉，这是正人君子一定要警惕的。
他进一步举例，中国古典传统里的诗教绝不培养海子和顾城这样的诗人——恰恰相反，它所培养的是道德楷模式的诗人，是西服革履、规行矩步的诗人，也就是在我们刻板印象中最不是诗人的诗人。
在诗教传统里，诗歌用来约束性情，而不是放纵性情。中国古典诗歌的正统与标准，既不会是“会须一饮三百杯”，也不会是“酒债寻常行处有”。儒家理想中的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人”，其次才是一个文人，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正人君子”对诗歌文学性的警惕与忠告。一个人倘若当真教育子侄的话，对诗歌的消极性就必须慎重对待。世界上更多的是徒有李杜之性情，却欠缺李杜之才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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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体统”和“有失体统”
正统诗论对《诗经》的审美标准要取政治标准，以政治之美压倒文学之美。
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最美警察”、“最美售票员”，哪一个是靠颜值？如果果真靠颜值取胜，所有人反而都会觉得荒唐。我们今天读古诗，基本都是从文艺欣赏的角度来读，所以很容易忽略古代社会里这种最有正统色彩的诗学观念。
现代人读《诗经》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因为读得少，所以总以为《诗经》很美，其实通读下来，就会发现“杨柳依依”那种句子实在不多，枯燥乏味才是主流。而《诗经》被捧到那么高的地位，很少程度是因为它的文学意义。
刘克庄的古今诗人对比：《诗经》主流是显达的人写诗，后世却推崇穷愁的诗人，今不如古。一个人越是不得志，越是能写出好诗。这道理其实没错，错就错在用纯文学的标准来筛选“好诗”。诗歌“穷而后工”的说法起自唐朝，并不是正统的诗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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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诗，无以言”，大家对这句话都非常熟悉。我的理解，诗作为高度概括、凝练的语言与文学形式，作为一个读书人，是必须学习的一门技艺或文化熏陶的过程。但听了熊老师的讲解，真的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孔子时代的《诗经》篇章是混迹上流社会的必备技能，一个人“不学诗”就真的“无以言”。
诗有着不平凡的来历，不是日常语言，讲起来便有一种闪闪亮、弯弯绕的感觉，我们可以美其名曰“优雅而含蓄”，所以是上流社会的必备技能，“不学诗”真的“无以言”，只能和市井小民为伍，这实在是太伤君子的体面了。
诗歌语言的“节制、含蓄、超脱”使它适合成为贵族社会里的奢侈品，发挥着无用之大用。是含蓄还是直接，这绝不仅仅是个人修养和趣味的问题，更是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一种本质区别。人在天性上总不愿意自甘堕落，所以总会想方设法给自己脸上贴金。只有那种自幼养成的，深入血液与骨髓的言谈举止、文化趣味，才是守卫贵族世界的最后一道壁垒，是虽然虚不可见，却实实在在难以逾越的金城汤池。这金城汤池的物质，简而言之，就是节制、含蓄、超脱。
社会越是平民化，诗的价值就越低。诗歌的流变是一个从公众话语到私人话语的过程。
虽然每天只有几分钟，但却带给人全新的感觉，拆除固有思维与想当然的自由意识，让我认真思考，到底该怎样去读书？
（图片来自网络）
